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瞭解到真正的內情後,李處長氣得只想殺人。

媽的,這幫蛀蟲不幹正事,天天就琢磨著怎麼挖社會主義牆角,真恨不得槍斃了他們。

可問題是這是當下大環境所滋生出的特殊情況,而且具有普遍性。

別說他了,其實就連市長都管不了。

別的不說,兩天前,市政府還召開了一次利用外資工作會議呢。

市領導在這次會議中重點強調兩點,下達的工作指示是:

一是京城的招商引資政策有所轉變,要儘快改善投資環境,給外商更多的優惠。

二是吸收外資投向轉變,從以非生產型企業為主轉向以生產型、創匯型企業為主。

這等於是說,吸引外商投資的工作在市政府的工作序列中排位又靠前了,而且已經成了考量各級相關單位政績的重要標準。

由此可見市政府對於外資,是有多麼的渴望。

那真是恨不得將手裡的東西“雙手奉上”,以換取資金、經驗、技術、市場……政績。

這是一種無奈,也是過度落後所必然經歷的陣痛。

操之過急,求之太切的情況下,吃虧是必然的。

可話又說回來了,不吃虧,不給別人便宜佔,憑什麼讓外國人來投資呢?

相對而言,其實全國大部分落後地區連這種“吃虧”的機會都沒有才是真正的痛苦。

同樣的道理,在這樣的前提下。

儘管吸引外資的具體操作過程中,存在諸多混亂情況,甚至蠅營狗苟的貓膩,導致國家稅收蒙受了不小的損失。

但為了經濟發展的大局,為了儘快擺脫貧困,找到致富方向。

在沒有更好的解決辦法出臺之前,各地政府也不能因噎廢食。

甚至出於投鼠忌器,不敢過分去計較、去幹涉。

只能暫時容忍這些小跳蚤們蹦躂蹦躂,不得不等到日後再拉清單,算總賬。

總而言之,這種事可氣歸氣,但目前誰也沒有特別好的辦法完全禁止。

否則國家也不會在今年反覆猶豫,屢次對外宣稱要取消外匯券,但又遲遲不敢執行了。

畢竟體制方面的問題太多,一下子之間全面解決是不可能。

老話說得好嗎,清水池塘不養魚,要做事就得抓大放小,先解決主要矛盾才是正理。

於是在私下裡發過了脾氣,等到李處長冷靜下來。

他也發現自己對這幾家企業完全沒轍,不能不先忍一時之氣了。

目前當務之急,其實倒是應該先安撫住寧衛民,別讓這個金主跑了,再想辦法促成此事。

就這樣,李處長為平復寧衛民的不滿,他不但主動替幾家企業背上這口鍋,而且還替幾個企業說上了好話。

很是抱歉的對寧衛民說,事情弄成這樣,全怪自己對基層情況不瞭解,沒摸清這其中的利害關係。

這些企業急功近利,目光短淺,確實應該批評。

但從企業的角度來看,也有幾分情有可緣。

因為這全是過去企業被綁住手腳太狠了導致的。

多年來,輕工局的這些企業利潤一直全面上繳,連個小金庫都沒有。

現在儘管對企業放開了手腳,可企業也窮得狠了,都怕了,自然無力抗拒這種賺快錢的誘惑。

所以啊,李處長讓寧衛民先不要急,要求給他幾天時間,去做做這些企業的思想工作。

李處長認為只要能真正瞭解到拉桿旅行箱這種產品的先進性,能看到這種產品廣闊的市場前景,這些企業肯定是願意合作的,一定會替寧衛民製作拉桿旅行箱的。

其實啊,李處長對寧衛民的解釋純屬多餘。

在這種事上,寧衛民遠比李處長更看得更明白,理解得更透徹。

如果說沒弄明白這些企業想法之前,他還抱有一定的幻想。

甚至想過是不是企業看自己一個人來的,所以對自己的公司實力不信任?

是不是自己開價有點低了,能不能再加點代工費?

但當他真正瞭解了其中的內情,他就對和這幾家企業合作再沒有任何興趣了。

因為他完全對這些企業的領導班子失望了,根本無法對這樣的企業產生信任感。

這個年代華夏內地,確實還沒有“企業文化”這個詞。

但共和國的企業也講究艱苦奮鬥,也很在意歷史傳承和榮譽感。

無論從那個角度來看,有了這樣心術不正的廠領導,這樣的企業哪怕過去擁有再多的榮譽,今後也好不到哪兒去。

更何況,寧衛民定製的拉桿旅行箱是要在日本銷售的,生產質量方面是必須要保證的。

要實現質量的達標,雖然需要先進的裝置和工人的技術,但更不可或缺的,是生產企業必須具有一定的責任心和道德操守。

而為了錢,惦記挖自己國家牆角,想和外國人狼狽為奸的企業,還會有責任感嗎?

又何談道德操守?

說白了,寧衛民在明知道這些企業的花花腸子之後,再給他們訂單,他都有罪惡感。

擔心自己一不留神,會扶植起來幾個漢奸企業。

是的,雖然寧衛民自己也找過地下錢莊,託阿霞把國內的資金“帶”到日本去。

從性質上來說,他和這些吃配額的人,在鑽國家空子上沒什麼區別,好像是五十步笑百步。

但關鍵是,他在外面賺了錢還會回饋給家鄉。

其目的是拐帶更多的外匯回來,讓國家獲得更大的利益。

可這些人呢?

寧衛民不相信這些企業得到壯大之後,就會改變觀念,會用賺到的財富對國家和社會做出什麼有益的貢獻。

更何況話說回來了,上趕著也不是買賣啊。

人家既然拿冷屁股對他,他為什麼還要拿熱臉貼上去?

沒錯,他的確不是外商。

但以他如今的能量,在人生地不熟的日本東京都是人人敬仰,讓小鬼子們上趕著巴結。

沒道理回到自己家鄉他反而得拿著這麼一筆大訂單,跪著求別人賺他的錢。

那樣的話,他不是犯賤嗎?

這幫國企大爺啊,既然不懂得世道已經變了,還沒經過市場經濟的捶打。

那就等著迎接不久來臨的暴風雨吧!

於是寧衛民直言不諱地拒絕了李處長的提議,而是提出其他的建議。

“老話說得好啊,強扭的瓜不甜,這幾家企業雖然條件不錯,規模不小,但門檻也高。既然人家有自己的打算,我就不好往上硬湊了。不過李處啊,我絕對沒有怪你的意思。我也是打小長在紅旗下,從京城走出去的,當然知道咱們局裡和企業間是怎麼回事。我能理解你夾在中間的難處。而且你放心,我並沒有就此終止合作的意思,我是想問問,還有沒有備選的廠家。局裡有沒有那種質量過硬,但是產品不吃香,導致效益不太好的企業?你也可以給我介紹一下啊。做買賣嘛,其實和談戀愛結婚,也沒什麼不同。既得兩廂情願,也得門當戶對,才能長遠……”

寧衛民這話一說,李處長就知道他是真生氣了。

別看表面上還是笑呵呵的,但心裡是真有芥蒂。

不過寧衛民還有合作的意思,這倒是件好事。

李處長再一想,自己還不至於都被幾家企業給擺了一道,還非要幫他們數錢。

他是處長,可不是“賤長”。

那換就換唄,其實真換成其他企業也沒什麼打緊的,反正都是輕工局的下屬。

於是他也不再硬充什麼老好人,試圖再挽回什麼,硬替那幾家企業說話了。

只是畢竟他一直親自在抓這個合作專案,摸底的時候對局裡所有適合這個專案的下屬企業的情況基本瞭解過。

在李處長的印象裡,這三家企業就是最合適的。對比他們,其他廠子可就要小上許多了。

為此,難免有所顧慮,不能不把醜化說在前頭。

“有倒是有,可其他的廠子是無論裝置還是條件,那和這幾家廠子完全不是一個檔次的呀。不瞞你說,那幾家都是小廠,而且從沒生產過外貿訂單。產品都是內銷貨,現在效益都不好。我就怕他們生產出來的東西,達不到你需要的標準……”

然而沒想到,寧衛民一聽這話,非但沒有打退堂鼓,反倒勸起他來了。

“哎呀,沒關係的呀,咱們去看看再說嘛。李處,你無需過慮。我這種拉桿旅行箱,先進性其實只是在於結構,工藝和材料上其實沒有什麼太難搞的地方。我覺得只要廠領導有責任心,想把廠子搞好,新階段廠子小點,裝置差點,其實沒什麼。即便開始產能不夠,但有錢賺的話,難道還不能擴大嗎?我希望的是能夠長期合作。何況對於你來說,要是能把一個小廠給拉起來,我相信,促成此事的功勞也比給大廠錦上添花強得多吧?”

嘿,寧衛民話都說到這份上了。

既然如此,那還有什麼可說的?

於公於私,李處長都得盡心竭力啊。

可是還別說,這一次再去幾家廠子實地考察,寧衛民倒是沒有失望,甚至還有驚喜。

因為同樣歸屬於輕工局下屬的皮毛皮革工業公司,有這麼一家專門生產書包的京城皮具三廠,讓寧衛民眼前一亮。

至於讓寧衛民倍感興趣的,既不是這家廠子的裝置有多麼的好,也不是這家廠子的員工素質有多麼高。

而是這家廠子有個非常有個性的廠長,猶如奇蹟一般,受到所有工人的擁護。

說實話,這家應該算是輕工局孫子輩企業的小廠,基礎條件是寧衛民跟著李處長所見過所有廠子裡最差的一家了。

論人頭兒,才不過一百二十幾人。

廠房和裝置也是老掉牙的東西。

一到夏天多雨時節,往往職工們還得為廠房漏雨發愁,有的車間甚至得穿著雨衣幹活。

尤其因為產品單一,這廠子製作的都是軍用挎包和人造革的手提包。

產品賣不出去,造成積壓,連年虧損。

去年的時候更是到了差點發不出工資,讓工人揭不開鍋的地步。

真要論經營困境,連剛剛破產瀋陽的爆破器材廠都比他們強。

人家起碼負債只到資產的三分之二啊。

而這個只有兩種老掉牙產品的京城皮具三廠呢,其實早就資不抵債了。

也就因為上級單位皮革皮毛公司是個闊衙門,這廠子又佔了人少的便宜,才勉強苟活著。

不用說,這個廠子就是皮革皮毛公司的一個大大的包袱。

所以為解決這個廠子的問題,自打有政策起,皮革皮毛公司就屢次對廠裡進行過改革。

但可惜成效寥寥,無論財務管理上,還是新產品開發,統統失敗。

去年的時候,皮革皮毛公司實在是受不了了。

就想把廠子先關閉一段時間,讓廠裡的工人先拿百分之七十的工資回家等安排。

結果就因為這個決定,惹出了一位敢於當眾鬧天宮的孫大聖。

這個敢於當眾反對皮革皮毛總公司決策的人,名叫程志。

他是個二十八歲返城知青,1982年才從房山回城,接替母親的崗位,來到這廠子的。

照他的話說,廠裡的工人全是窮老百姓,本身沒獎金就夠苦的了。

要是工資再減少,大家就沒法活了。

就這一番話,登時獲得了所有工人的集體擁護。

可皮革皮毛公司的人就急眼了,認為這小子是在故意搗亂。

廠領導們也不敢任由程志胡鬧,怕得罪皮革皮毛公司的上級領導,就打算現場實施鎮壓。

沒想到,到了這個份兒上,敢於說實話的程志也早豁出去了。

當場就公然叫板,罵廠領導班子無能,就會拍領導馬屁,胡吃海塞,累得大夥兒過苦日子。

罵總公司使人不明,讓幾個蠢貨把廠子“保持朝政”,宣稱要是他當廠長,廠子絕對不會這樣。

結果還沒想到,廠領導雖然被他罵得灰頭土臉,顏面掃地。

但皮革皮毛公司的人卻認真了,現場就問他有什麼本事說這樣的話?

程志也不怵,說那你別管,反正只要你讓我當廠長。

我不用你們公司再給錢,就有信心讓廠子扭虧為盈,而且完成每年五萬元利潤的任務。

就這樣,幾天後,皮革皮毛公司還真把程志叫到公司,讓他簽字畫押當廠長。

大概也是想死馬權當活馬醫了。

可更讓皮革皮毛公司那些人沒想到的是,程志雖然沒打退堂鼓,但提了一個在這個年代,簡直堪稱冒天下之大不韙的過分要求。

那就是廠裡的工人他願意管,但讓原來的八個幹部全都走人,這些人由皮革皮毛公司安置。

隨後的事兒,更是讓人沒想到,皮革皮毛公司經過開會討論,居然同意了。

不管皮具三廠的八個幹部多麼義憤填膺,怎麼反對,還是把他們全調走了。

而這個程志也就成了皮具三廠的山大王。

不過這小子還真有點本事,不是光說不練的假把式。

他接過廠裡的大權後,發動全場職工,透過各種路數把庫存積壓品以極低價格賣出去一部分,回籠了資金,然後按照廣東那邊的樣子,去做時髦的雙肩揹包。

就這樣,沒用半年,皮具三廠真的開始有利潤了,也讓皮毛皮革公司刮目相看。

但是,因為程志的做法屬於大逆不道之舉,他這個功勞是沒法獎勵的,皮毛皮革公司甚至不能認可,以免激起其他下屬企業領導層的不滿。

寧衛民見到這個廠長的時候,皮具三廠幾乎和野生狀態差不多了,完全被皮毛皮革公司給遺忘了似的,徹底孤立於公司系統之外。

彼此隸屬關係基本流於形式,程志只要按時上繳利潤,連公司開會都不用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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