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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月二十六日萬曆皇帝病了,聽說還挺重,具體細節除了皇后誰也不知道。第二天皇帝突然一反常態召見了內閣,當面叮囑幾位大學士盡心輔佐太子,還下旨廢除礦稅、停止修建兩大殿、大赦天下,有點安排後事的意思。

就在皇宮和朝廷內外認全屏氣凝神等待即將要來到的重大變故時,轉天皇帝的病突然好了,又派內臣向內閣索要聖旨打算反悔。

此時如果沈一貫堅持說聖旨已經下發來不及追回,內臣們就算把腦袋撞破也沒轍。但他不知道為啥,居然把聖旨交了回去。

這下朝臣們可不幹了,不管屬於哪個派別,全都調轉槍口對著沈一貫開噴。連司禮監的一把手掌印太監田義都私下抱怨說沈一貫是軟骨頭,如果能再頂一頂,一直被朝臣詬病的礦稅說不定就此廢止,可惜了,功虧一簣。

此事傳到江西,景德鎮萬餘名瓷工暴動,砸了瓷廠、燒了稅署、殺了稅監。一時間朝野上下罵聲四起,誰也顧不上縮在東宮裡玩物喪志的太子了。

為什麼礦稅會造成如此大轟動,洪濤心裡還是明白點的。在皇宮裡生活了近二十年,只要有機會他就會把這個時代的各種政策找來研究。然後站在上帝視角,透過縱向和橫向比較得出自己的結論。

說起礦稅可算是老調重彈了,幾乎貫穿了整個明朝,時斷時續,成為了皇帝與朝臣們之間一個永遠無休止的爭論話題。

明朝剛建立的時候百廢待興,朱元璋忙著穩固統治,對於開礦並不熱衷。即便有一些礦業,基本也是由朝廷主導的國企,產量很低,幾乎可以忽略不計。

明成祖朱棣時期政權趨於穩定,民間經濟有所復甦,礦業自然而然隨之發展,礦稅已經有了十數倍增長,皇帝再瞎也無法忽視。

到了明中期之後,朝廷機構越來越大,官員越來越多,藩王也越來越多,時不時還得對外打一打仗,財政開支隨之加大。

可明朝是個重農抑商的社會,先不提土地政策,就算一畝都不兼併,想靠種地突然提高產量顯然不靠譜,大幅度提高總體耕種數量也比較難。

士農工商,首先士這個階層是管理者,只能提高效率,沒有直接產出。雖然說士人很多都比較富,但皇帝如果不想成為孤家寡人,就沒法大規模從士人手裡要錢。

緊跟其後的農就是農民,也是社會主體。針對他們的稅收已經不算輕了,再加上土地兼併的問題,繼續加重稅收無異於自掘墳墓。

然後再看最低階的商,明朝從開始就定下了基調,重本抑末,不鼓勵經商。朱元璋規定農民可以穿綢、紗、絹、布,商人則只能穿絹和布。

他覺得商人無信,還特別不安分,錢多了容易引發胡思亂想,就人為降低了商人的社會地位,讓人們不願意經商。雖然中後期有所鬆動,但上百年形成的思維定式本質上並沒改變。

在一個不鼓勵經商的社會里,絕大部分人但凡有別的出路肯定不願意經商,即便迫不得已幹上了這一行也沒有太多積極性,無非就是當個跳板,找機會跳出商人階層。

就拿前年關鈔收入舉例,總共40多萬兩,只佔太倉收入的10%不到。而北宋的商業稅收佔太倉的比例大概在50%左右,到了南宋更是高達70%以上。

而宋朝的農業稅率還要比明朝高,如果按照明朝的農業稅率收的話,北宋和南宋的商業稅佔比怕是要逼近90%了。

其實都不用計算這麼多比例,更不用尋思是否鼓勵商業,只要看看明朝的戶籍制度是怎麼規定的就明白為啥商業不發達了。

一個禁止百姓隨意流動,出門必須開介紹信的規定,就能把90%的民間商業扼殺在搖籃中。剩下的全都是由皇室和官員集團主導的商業,比如鹽鐵茶糧。

這些行業與其說是商業不如說更像後世的國企,不光效率低下浪費嚴重還壟斷市場,進一步壓制民間商業的發展。

很顯然,在這種情況下想短時間內快速提高商業稅收,就和馬上讓每畝土地比去年多增加三倍產出一樣不靠譜。除非玩畝產萬斤放衛星那套把戲糊弄,但明朝皇帝顯然還沒那麼狠辣缺德,真要活活把農民往死裡整。

好了,現在士、農、商都沒多餘的油水可榨,就還剩下個工。工匠輪流給朝廷服役日子本來過得就不算好,顯然也拿不出太多錢。不過有個產業例外,開礦,尤其是貴金屬礦。

無論金銀銅礦,只要挖出來就是錢。朝廷不鼓勵開礦,主要是怕引發社會動盪。礦山一般都在荒郊野嶺中,弄一群青壯進去很不好管理。

朱元璋就是靠聚眾造反起家的,深知這種人聚集多了有多危險,所以寧可捨棄礦產收入不要,也不願意國家四處藏著隱患。

但皇帝不願意採礦,不意味著真金白銀扔在那裡沒人惦記。各地豪強包括官員們都不是傻子,豈有入寶山空手的道理。於是他們勾結在一起利用政策漏洞變相販賣許可證,然後再收一大筆回扣或者乾脆參股經營。

在人為操作下,明朝的礦業慢慢成了灰色產業,每年上繳朝廷的稅收只有可憐的一點點,但各地開礦的規模卻逐年增加。

公文上面寫的悽悽涼涼,實際上幹得紅紅火火,利潤全進了當地豪強和官員兜裡。最底層的礦工和最高層的皇帝一樣都只能喝口湯,還是涼的。

其實收礦稅並不是萬曆皇帝首創,在正德年間就這麼幹過。皇帝一看,好嘛,你們一個個吃的腦滿腸肥,連口熱湯也不給我剩,到頭來國家一有事就催著我掏私房錢補貼,憑什麼啊!

性格軟一些的皇帝還能忍,趕上性格比較強的皇帝乾脆就不忍了。你們能拿老子為啥拿不得!你們能利用權力欺上瞞下,我就派宦官去全國各地檢查。發現一個開礦的就坐地收稅,收上來的稅全入內帑。

這下朝臣和地方豪強們可就不樂意了,但又不能直接說皇帝搶了自己碗裡的飯,咋辦呢?好辦,他們用了兩個招數。

先發動輿論攻勢,隻字不提入股開礦的事情,只說皇帝派宦官收稅是與民奪利,增加了礦工負擔,容易造成民亂,佔據了道德制高點。

再私底下蠱惑礦工,把他們吃苦受累加班加點忙活一年,到頭來卻還是挨餓受凍的根源歸結於皇帝拿走了多吃多佔,就像後世用輿論引導996們去憎恨資本家一樣,把真正的始作俑者藏在大義後面難見首尾。

大多數礦工都是貧苦出身,站的平臺不夠高,根本看不到高層裡的彎彎繞,很容易上當,然後就傻乎乎的和各地礦監對抗,給別人當了槍使還茫然不知。

輸了,在當地吃官司,躲過一陣風還會被放出來繼續幹活。贏了,真逼得皇帝不得不把礦監叫回去,所得的紅利也落不到他們手裡,最終還是和原來一樣,該吃不飽依舊吃不飽,該加班加點一樣不會少。

說起礦稅之爭,表面上看是皇帝橫徵暴斂,實際上是官員集團與皇帝之間的利益爭奪。沒有誰對誰錯,兩邊全是為了私利,沒一個是為國家著想,屬於狗咬狗一嘴毛。

官員集團試圖用經濟手段限制皇權,沒錢了,皇帝自然就要聽官員的建議,按照他們的思路去治理國家,同時也得放權。這是從朱元璋廢除宰相、大權獨攬那會兒起種下的禍根,開頭就走錯了方向,早晚得爆發。

反之,皇帝想鞏固皇權手裡必須有錢,否則怎麼養著一大堆宦官為自己辦事。沒有東廠、西廠、錦衣衛,拿什麼和滿朝文武掰手腕呢。

這一點從滿朝文武,包括部分宦官的態度上就能得到證明。沈一貫是浙黨領袖,在朝堂裡勢力最大。同時存在的還有好幾個小團體,暗地裡爭鬥不休互相傾軋。可到了礦稅一事上,他們立馬就摒棄前嫌統一口徑了。

俗話說的好,事物反常必為妖。他們為什麼如此一致呢,難道真是為了社稷和百姓?答案顯然是否定的,如果他們有這麼高節操,早就該把自家多佔的土地全吐出來歸還給農戶。

合乎邏輯的推論只有一個,官員和部分宦官在礦稅這件事上利益一致,也只有真金白銀的利益才能讓不同地域、不同理念、不同訴求的人如此緊密的團結在一起前赴後繼。從勁頭上看,利益還不小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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