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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治元年朝堂的朝臣們展開了一場禮部的大變革,禮科給事中張九功上言請釐正祀典,不當祀祭者應罷之。下禮部議,尚書周洪謨等議說:釋迦、文殊、上清、太上老君不宜修建齋醮,遣官祭告。古禮幽熒祭星,今北極紫徽大帝,像之為人,稱之日帝,不合於典。至於風雲雷雨,本合祀於南效,復隆秋報,今徇道家言,又有雷聲化天尊之祀,實為不敬。歲以正月十五日為真君張道陵生辰,遣官祭告不合於制。大、小青龍神,禱雨無應,不足祀之。梓潼帝君,昔傳神姓張,名亞子,蜀人,仁晉戰沒,人為立祠。唐、宋屢封至英顯王,元加號為帝君,景泰中因京師舊廟新之,歲以二月三日生辰遣祭。神廟食於蜀,宜也,與文昌六星無涉,其祠在天下學校者當毀。永樂中,以道士周思得傳王靈官法有驗,乃建天將廟祀靈官,謂宋徽宗時有西蜀薩堅授法於林靈素者,其師也,因於廟立祖師殿。宣德中,改大德觀,封靈官曰崇恩真君,祖師曰隆恩真君。成化初,改顯靈宮,歲易袍服,其費不貲。當革靈濟宮祀。金闕、玉闕上帝,蓋五代時徐溫子知證,知諤也。神世系事積非甚異,其攢號亦當革。

說穿了就是要廢掉成化年憲宗大搞特搞的佛道龐大開支,對於剛剛即位之初的朱佑樘來說,頗有精圖治之志。恢復遵祖制開大、小經筵,一日兩朝。

在內官的整頓上,太監覃昌傳旨戒諭在京諸司說:“今後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等衙門務段遵守祖宗成憲,不得互相囑託,損公利己。如內外官敢有寫帖子囑託者,內官送交東廠,外官送交錦衣衛處置,期若容隱不奏,事發後處以重罪。”

就是說不得宦官跟朝臣拉關係,相互託請結黨營私。過後左都御史馬文升上言時政:選廉能以任風憲,禁摭拾以戒貪官,擇人才以典刑獄,申命令以修庶務,逐術士以防煽惑,責成效以革奸弊,擇守令以固邦本,嚴考課以示勸懲,禁公罰以礪士風,廣儲積以足國用,恤土人以防後患,清僧道以杜遊食,敦懷柔以安四裔,節費用以蘇民困,足兵食以御外侮,孝宗詔下所司議行,釐正祀典。

這個上疏剛上,就有承宣布政使司左參議袁潔覆上關於“平安伯”懷柔以安四裔,通商道蘇民困,足兵食以御外侮,自大明朝起,西北邊關從無餘糧,每年朝廷為其供給,衛所兵響糧食所費銀何其千萬兩,自成化先皇設立平安鎮起,短短几年平安伯就其讓整個榆林道不缺糧,到目前還能往外省運糧,反孵朝廷,就憑這樣的政績足能恢復其封爵。

自大明以來朝廷封出去的爵位隨便收回唯平安伯一人耳。損害朝廷威嚴,故而平安伯久不履職的起因。意思是說朝廷反反覆覆,把封蔭當兒戲,對待能吏大臣如此,怎麼整頓朝堂上下。顯然這是章子俊託請袁潔的套路,正好藉著朝廷整頓的機會給捅了上去。

就此在弘治元年(1488)四月十二日朝會上,關於章子俊的去留問題展開了對奏,說是奏對,其實就是處理章子俊“犯令”一事。

目前朝中最不爽的就數吏部尚書王恕,好心推薦章子俊出任南京戶部尚書,人家還不鳥,害的在朝臣面前抬不起頭來。

話說王綸是內府十二監四司八局中典璽局局丞,供事東宮,故稱其為‘東宮局丞”、“東宮內侍”。按明朝慣例,太子繼位後,東宮內侍自然遞轉入司禮監掌機務。

錢溥是翰林院侍讀學士,因曾在內書堂教書而與王綸有師生之誼。明朝的翰林院,實際上是內閣的下屬機關,內閣成員也多由翰林院出身。故新進士一人翰林,人們就以“儲相”視之。錢溥此時已是侍讀學士,從五品,只要有人從中斡旋,超擢詹事府少詹事人閣並非難事。

在此之前,天順元年,呂原曾以翰林院侍講(正六品)、嶽正更以翰林院修撰(從六品)人閣辦事。此念一起, 錢溥便遺人往宮中向王綸打探訊息。王綸也正想加強自己的勢力,於是親赴錢宅,商議英宗後事。此事看來很是平常,但在當時卻屬內外官結黨,罪在不赦。偏偏錢溥與大學士陳文比鄰而居,二人素來交厚,如錢溥請陳文-起共商大計,或許結局大不-樣。但錢溥計不及此,或者心有顧忌,想揹著陳文,但行蹤卻為陳文所窺伺。

儘管陳文與李賢有矛盾,但畢竟資歷較淺,居李賢之下,也並不委屈。今錢溥將自己甩到一邊,與王綸密議,一旦人閣,豈不又多一政敵?為自身計,陳文和李賢結成了同盟,共同傾軋錢溥。

而王綸急不可待地覬覦司禮監,又直接觸犯了掌印太監牛玉,這是英宗晚年最為信賴的宦官。致命的是,王綸、錢溥未能抓住朱見深這座靠山,恰恰相反,在關鍵時刻引起了朱見深的不滿。英宗大殮的這天,皇宮內外上自天子、下至旗校內使,均穿縗服,以示對大行皇帝的哀悼和懷念。其時天寒地凍,王綸不知是漫不經心,還是有意顯露,卻在縗服之外套了--件貂裘。朱見深一眼瞥見,心中甚是不快。牛玉乘機歷數其過,最大的罪狀自然是交結錢溥。朱見深此時已得李賢、陳文的奏告,只是未作處置。王綸一不謹慎,撞在槍口上。朱見深即命將王綸、錢溥下獄,並追究同黨。

錢溥降廣東順德縣知縣,成化十八年後起掌南京翰林院事,進南京戶部尚書, 此時的錢溥正在等待章子俊的接任,才可致仕。可是大半年過去了,新任南京戶部尚書章子俊沒有去上任,這可讓朝廷下不來臺。

都察院都御史趙桓,僉都御史吳兆恩,六部給事中劉柄譽,王書桓,張崢、吳議、黃陶等官員紛紛參劾章子俊目無皇法,犯令抗旨,應該抓捕下獄。

謄黃右通政嚴祖興出列道:“平安伯是能臣也,榆林道離不開他,目前韃靼小王子率部落潛往大同近邊營,紮營長達三十里。四月前皇上剛剛登基就遣使一千五百餘人說是請通貢,上書自稱“大元汗”。後然皇上詔許五百人至京師後,前兩月又來,下官以為自此以後,小王子屢以入貢為名,沿邊騷擾,且出沒河套地區,這樣的話西北邊境再度緊張。朝廷又要增派守備及內宦駐守,吐魯番也對哈密虎視眈眈,哈密危矣,此時如果把章子俊大人調往南京,河套會被韃靼再度侵佔。那麼剛剛建立起來的西北產糧區河灣又變成了韃靼人的牧場,榆林危矣。”

嚴祖興的這個對奏可謂是一針見血,讓大多數朝臣似乎才反應過來,內心也嘀咕起來,難道章大人不去南京戶部跟榆林邊關有關?看來問題不是表面上的那麼簡單。

此時的都察院右都御史,總督漕運的馬文升出列道:“成化以來遼東激變,西北邊事荒逐,薊州、宣府、大同三鎮已有鎮守太監,不應再設分守、守備、監槍等內臣。據統計,薊州有內臣九員,宣府有內臣八員,大同有內臣六員,共二十三員,“每員佔用軍人,少則二三百名,多則四五百名,通計侵佔已有數千”。“此等守備之數,委的無益於事,有擾於邊”,應當裁革。”

馬文升對西北邊關之事最清楚,可以說當今大明朝堂中無人有馬文升這樣的理解。對邊患自有主張。馬文升對憎道官很厭惡,這跟馬文升在成化年時任左副都御史巡三次撫遼東有關。成化十四年時,發生陳鉞錯殺女真貢使、激變遼東之事。汪直打算親往平定,以立功顯名。太監懷恩建議派朝中大臣前往安撫,馬文升立即支援,並受委任。汪直提出派人同往,馬文升也沒有同意。這一來,又得罪了汪直。汪直後來與刑部尚書林聰等勘邊事,說遼東激變,是馬文升禁止邊方農器貿易所致。馬文升申辯無用,被下詔獄,謫戍重慶衛。馬文升在戍所滯留四年。汪直失寵後,他才復官。

再次被起用後,入朝任兵部尚書。但方士出身的通政司左通政李孜省要推薦他人掌兵部,在憲宗面前做了手腳,於成化二十二年(1486年)將馬文升調任南京兵部尚書。

馬文升心裡憋了一肚子氣,對內宦及李孜省等憎道官痛恨異常,如今官拜都察院左都御史後,就提出:“巡城御史及兵馬司、錦衣衛逐一搜訪,但有扶鸞禱聖、驅雷喚雨、捉鬼耳報一切邪術人等,及無名之人,俱限一月內盡逐出京。”此時新朝初始,朱由樘也想清理朝堂,就命馬文升提督十二團營。

馬文升一上來就針對起了邊關的駐守內臣問題,把原本商討章子俊的“犯令”一事,撇在一邊了。眾多朝臣在錯愕時,也不好接著說什麼。明明知道”歪樓“了,也拿不出更好的方案,不過有一點到是一致的,就是內臣的權力要收一收了,那些術士、憎道官該撤的撤,該免的免,該罰的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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