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08章 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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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問題是天底下最複雜的問題，它不能脫離時代背景，也不能脫離人的身份，而且還和其他任何問題都產生相互影響的作用。

如果把李如松的個性放在明初那會兒，其實並不顯眼，因為在那個時期，以淮西軍功集團為首的武將可以壓著文官耀武揚威而不被質疑。

如果李如松不是將門的官二代，而是如高務實這樣的文臣官二代(或N代)，他的處世態度也不至於有太大的後果，了不起被人說一句剛愎自負，官場上願意提攜的他的人少一些罷了。

壞就壞在他既是將門出身，又動不動就得罪文臣，仗著皇帝的寵信，生生把自己玩成了孤臣。這種情況發生在這種時期，當真是神仙難救。

以高務實這樣的出身，敢於拿祖制開刀搞改革，也不敢輕易改變所謂以文御武的傳統，原因其實很簡單：任何居於穩定統治期的政權，都必然是文官政權。

武將相對於文官在政治上處於優勢的時期，通常而言要麼是開國之初挾“打天下”之餘威，要麼是國家大亂之際恃“挽狂瀾”之實力，從來沒有在國家穩定時期出現武將集團控制國家的情況。

如果有，那就意味著大亂將起。

事實上，有明一朝雖然財政制度極其糟糕，但它的政治制度是很先進且合理的，甚至可以說是中國古代史上最為優秀的制度。

眾所周知，政治制度這種東西最關鍵部分就在於制衡，任何一種權力如果處於無可限制的狀況，都會導致國家全面失控，無論這種權力屬於誰——皇帝、文官亦或者武將。

後世提到關於明朝體制的問題，總會中樞的最高權力在皇帝，內閣的作用只是顧問，六部的權力也比較弱。但其實這只是明太祖朱元璋創立這套體制的初衷，實際上則只在洪武和永樂兩個朝代真正執行過。

事實上終明一朝，就只有洪武和永樂兩朝的政治體制非常接近於後來的韃清。到了仁宣之後，因為當時文官治國的思想開始逐漸濃厚，具體的行政權向內閣和六部轉移，皇帝的行政權開始逐漸萎縮。

必須承認，這樣的演變不是皇帝的初衷，但是它符合一個國家在穩定之後各級官員的訴求，而不是什麼皇帝昏庸之類的問題而導致。

明朝的仁宣二帝會比清朝的大部分皇帝昏庸嗎？顯然不可能，但韃清的情況是，即便皇帝昏庸，官員也不敢有這樣的訴求。

為什麼？這個朝廷的官員都把自己看成皇帝的奴才，又怎麼敢和皇帝逐步的索要行政權？

這種轉移在景泰和天順兩朝基本完成，這是由於兩方面原因同時造成的。

首先，明朝的文官敢於直諫皇帝，敢於用禮儀道德束縛皇帝，對皇帝形成了掣肘，所以他們能爭取到越來越多的權力。而皇帝不可能自己一個人就能管理全國的政務，所以需要依賴內閣和六部大臣來幫助自己具體的執行行政權力。

這也不是什麼皇帝昏庸造成的，而是皇帝實事求是的需要依賴大臣們給自己做參謀。韃清的統治者當然也沒法一個人管理國家事務，但他們與大明不同，他們自己就是少數派，團結少數派壓制多數派，這個難度反而小得多——因為需要分紅的人少了。

他們死守著他的權力不信任漢族大臣，而韃清朝廷裡想爭取權力的也就只有漢人大臣——“此亂命也，粵不奉詔”這種話，只能是李鴻章這樣的漢臣才說得出來。參加“東南互保”的都是漢臣，滿臣即便同意東南互保也不敢明面上加入，這就是明證。

而明朝是“多數派”皇朝，皇帝身邊不可能有一小撮可文可武的鐵桿保皇黨，所以文官大臣的權力進一步擴大。如在景泰時，景泰皇帝依賴於謙；天順時，英宗依賴李賢。

到了弘治以後，情況就已經是皇帝越來越難控制的了。皇帝已經變成了權力的來源和象徵，但他們做任何的事情都已經沒有辦法自由。

比如正德要南巡，權力意識的大增的大臣們全體反對。而如嘉靖的大禮議、萬曆的國本之爭等等，都是皇權與文官政權的衝突。

此時，皇帝們已經變成了退居幕後的國家最高統治者，他們的確始終掌握著對任何事情的最終決斷權，但是平時的行政權力已經幾乎完全落在了內閣和六部的手裡。

這也不是皇帝昏庸和懶惰造成的，明朝中期的很多皇帝們都因為要權力和大臣們進行過殊死的鬥爭。

皇帝是權力的來源，他可以給人權力，也可以剝奪權力，並且掌握人的生死。這是他唯一可以威脅大臣的地方，但是偏偏明朝的大臣常常並不那麼怕死。當皇帝撤換了一個大臣，經常會有更多的大臣站出來維護這個集體的權力。

不是作為個體的大臣真的不怕死，也不是他們不在意自己的政治前途，而是他們也不敢違背文官集團的整體利益。這就是所謂“沒有人能背叛自己的階級。”

高務實也不敢。作為文官集團的一員，甚至是領袖之一，他擁有足夠強大的名望和實力，卻同樣不敢在這一點上打馬虎眼。

他對武將的態度比絕大多數文官對武將的態度要好，但那是個人態度，外界只會說他高司徒為人隨和，因為他並不是要給予武將與他平起平坐的權力。

轉回到皇帝，朱翊鈞與他的爺爺嘉靖同樣是少年天子出身，兩個人也都有著頗為了得的政治手腕，但為什麼嘉靖時期的大禮議以皇帝的勝利而告終，而朱翊鈞時期的國本之爭卻以文官集團的勝利而告終？

是文官集團在萬曆朝變得比嘉靖朝更強大了嗎？未必。事實上，這裡更關鍵的問題在於皇帝本人的思維。

高務實當年看過很多穿越明朝做皇帝的，且不論其合理性與否，首先它們當時給了高務實一個很有趣的思考：皇帝本人的思想，對其統治的影響。

穿越者皇帝的思想，當然是和土著皇帝的思想大相徑庭。而穿越者是一個久經世事知識淵博的人，還是一個普通的社會底層小年輕，同樣也有很大的影響。

針對每一個具體的人來說，他的思想侷限性，比他的生理侷限性，就更加嚴重了。

首先，他受到時代的侷限性，很少有人的思想，能夠突破時代主流思想的桎梏；其次，他受到個人階級的侷限性，他所處的階級和生活方式，很大程度侷限了他的見識；再次，他受到了個人教育的侷限性，人的思想是後天形成的，教育讀書這種間接經驗，也會嚴重影響其思想。

對於明朝的土著皇帝來說，他不可能突破時代的侷限，看到歷史發展的潮流和方向。他被束縛著宮廷中成長的個人經驗，也讓他嚴重缺乏對整個社會的認識。

高務實發現，歷史上幾個偶然成長在民間的皇帝，個人能力幾乎都非常強。

最後一點，則是土著皇帝受到的教育也是傳統儒家思想那套，他也基本上不可能突破這套思想的桎梏。

嘉靖與萬曆最大的不同，就在於嘉靖是藩王世子“小宗繼承大宗”入京為帝，而朱翊鈞是由少年太子而為少年天子，他接受的都是文官集團給他安排好的儒家教育。

這一世的朱翊鈞稍微幸運一點，因為有了個高務實在身邊，旁敲側擊地給他一些新思維影響。然而限於高務實的身份，這些影響也是有限的，是有所剋制的。

思想上的侷限，會造成其行為的侷限。連想都想不到的事情，怎麼可能去做到？思想上面的殘疾，比肢體的殘疾要可怕的多，因為你根本意識不到自己是殘疾！

文官集團在道德禮儀、資訊掌握、行政執行和意識形態操控等方面，對皇帝形成了全方位的制約。作為帝王你高高在上，看似無所不能，其實是一個大號的泥胎木偶：你看到的資訊是失真的，你決策的事項是高成本低效率執行的，你想做的變革和調整必須要符合文官集團的利益，同時還要符合道德禮法的主流意識……

皇帝們或許很少總結這些，但皇帝們一定能意識到一些，所以在原歷史上，皇帝們都更喜歡用自己熟悉且相對“聽招呼”的重臣。無論是嘉靖用嚴嵩，還是隆慶用高拱，亦或者萬曆用張居正，在這個根源上區別都不大。

無論這位首輔是忠是奸，本質上都是他將皇帝忽悠瘸了。至於接下來的事，只能看這位首輔的良心。

文官制衡皇帝，最常用也是最有力的武器是倫理道德，倫理道德是我們這個敬天法祖的國家的根基，是和平年代皇權的授予者，是執行國家機器、維持地方長治久安的工具，同時也是幾千年來這個國家所有人——包括皇帝本人——內心中根植的絕對理想與理念。

文官熟讀四書五經，又透過了科舉考試，無疑是這個國家對倫理道德那一套最熟悉的人，他們可以讓一切事情與合適的道德掛上鉤，並以此來要挾皇帝、使事情符合他們的意願、對事情做出合理的解釋。

他們甚至從皇帝小時候開始就教授他倫理道德，以便於皇帝長大後能更好的間接治理國家。事實上，對於國家實際的執行，文官集團才是真正的核心，皇帝不過是一個傳統權力的象徵罷了，無非因為傳統的根深蒂固，以及沒有新的意識形態替代，才讓皇位如此的不容置疑，這也讓道德倫理對於皇帝更加的重要了。

在這種時候，李如松作為實際上的被統治者，要求與實際上的統治者平權，怎麼可能取得成功？哪怕在皇帝這個名義上的統治者多方保護之下，他也依然會死——意外戰死也是死啊，你看那位老老實實與文官集團搞好關係的戚繼光，他怎麼就不會意外戰死呢？

更讓人心底發寒的，則是朱翊鈞本人極有可能洞悉了其中的內情，所以至始至終放任和包庇李如松。他知道他不管怎麼保護，李如松遲早都會死。而在這個反覆拉鋸的過程中，尾大不掉的李家軍會被嚴重削弱，直至沒有威脅。

這意味著，皇帝實際上預設了文官集團的強勢，也無意在“以文御武”是對是錯方面搞什麼撥亂反正。或許在皇帝所接受儒家教育所形成的思維中，這本身就是正確的，他的所作所為，出發點都只是穩定統治。

高務實一路沉默地出宮，沒有回戶部，而是讓儀仗直接開往兵部。湊巧的是，兵部今天不止是梁夢龍在，負責主管兵部事務的大學士吳兌也在。

吳兌本是來詢問兵部對這次建州之戰賞功罰過的安排的，此時見高務實也來了，立刻明白高務實也一定是關心這件事，與梁夢龍一起將高務實請了進來。三人便在梁夢龍的值房裡開起了小會。

剛開始說事，高務實就先聽到一個訊息，吳兌說任養心那篇彈劾李成梁父子“環神京左右蟠據，橫驕莫可搖動”的彈章並非出自於“自發”，而是出自於沈鯉的授意。

這個訊息讓高務實先是有些錯愕，問道：“師兄可以斷定？”

“不是斷定，是確定。”吳兌搖頭道：“我使人問過任子誠(任養心字)，他親口說的。”

高務實當即明白過來：任養心是山西芮城人，萬曆二年進士，其房師即是沈鯉。他雖然是實學派中理論上的晉黨一系，但顯然要受到沈鯉這位高居左都御史的老師影響。

他本身是直隸巡按御史，左都御史兼老師的沈鯉讓他彈劾李成梁父子，他自然很難拒絕。

問題在於，沈鯉為什麼要這麼做——要知道，高務實這位實學派實際上的領袖到現在為止都沒有公開表明態度。

吳兌沒有明說，反倒是梁夢龍嗤笑一聲，忍不住開口了：“心齋公於遼撫任內數次為李成梁請功，今李成梁有此大敗，似反證心齋公昔日所贊為虛，此其一；心齋公今年六十有七，有人等不及也，此其二。”

高務實瞥了一眼吳兌，見吳兌捻鬚不語，不禁輕哼一聲，道：“心齋公為李寧遠請功倘若有誤，則我伯考文正公昔年獨排眾議，用心齋公為遼撫，那豈非也是有誤？”

牽涉到高拱，吳兌作為學生也不敢不說話了，立刻道：“先師相文正公，素以用人稱職為世所矚目。其用心齋兄為遼撫，心齋兄乃實軍伍，招流移，治甲仗，市戰馬，信賞罰，使土蠻(察哈爾)不敢侵而王杲伏誅。於是設寬甸六堡，為我朝廷拓八百里新疆——此若有誤，何為不誤？”

梁夢龍嘆道：“所以說有人就是等不及了，兩三年都忍不得。”

吳兌也嘆了口氣，搖頭道：“也難怪他忍不得，此前日新頂了他大司農的位置，雖然他去做了總憲，但想必這口氣仍是咽不下去。

而今年年初，本該起復回閣的鳳磐公又偏偏病倒了，於是咱們原計劃中，內閣能夠力壓心學一派的局面也就不復存在。此時此刻，他以為主動一些便有機會入閣，且能得到我等的支援，那也就不足為奇了。”

原來張四維丁憂這幾年運氣很糟，先是因為父親病逝而丁憂，等到丁憂結束，朝廷召他起復回京的訊息剛到，他還在按照“流程”請辭呢，結果母親又病逝了。這下子走流程的請辭變成了真請辭，只能繼續丁憂。

等到老孃的丁憂快要結束，他自己偏偏又病倒了。張四維本來身體就不好，壯年時期都曾經因病請辭回鄉休養過數年，現在年紀大了再一病，當時真是病來如山倒，病去如抽絲。

他甚至口述了一封信讓回鄉探視的張泰徵給高務實帶來，信中他用頗為悲觀的態度告訴高務實，說他可能沒有機會再回中樞了，不過同時又表揚了高務實一番，說高務實這幾年的表現比他想象中更好，勉慰他繼續努力。

張四維信中還說，“晉黨”本身原不該始終獨立於實學派中其他人，如今在高務實的帶領下已有逐漸融入的趨勢，這是個好趨勢，應該繼續。反而如果他回京，這種趨勢倒可能被打破，這對實學派整體而言是不好的，因此他不回去也有好處，勸高務實不必以此為念，爭取早日讓實學派上下齊心。

凡此種種，張四維說了很多。

高務實仔細思考了一番，覺得大舅這話恐怕不是虛言安慰，而是意有所指。這幾年張四維雖然人在丁憂，但因為京華傳遞訊息十分靈通，他對朝中局面從來都很清楚。

實學派內部在他離任之後雖然看似仍是一個整體，但其實形成了兩個派別，其中高務實佔據實力優勢，而許國、沈鯉一派由於有許國這個次輔的存在，則形成了名義佔優的局面。

張四維當然對此不滿，所以一開始他是希望自己能夠早些返回中樞的，但天不遂人願，現在看來是有些難了。他自然是站在高務實這一邊的，也的確認為只有高務實才能擔當得起實學派黨魁的重任，於是口述了這封信讓張泰徵轉交給高務實。

高務實知道，隨著張四維的這個交待，他也一定會與晉黨其他人溝通明白，從此之後晉黨會加速融入整個實學派，並以高務實馬首是瞻。某種程度上而言，這封信甚至可以算作張四維的政治遺囑。

但不知道是不是許國、沈鯉方面也察覺到了什麼，因此沈鯉推動了任養心彈劾李成梁父子——這個舉動的真正目標不是李成梁本人，而是一邊打擊心學派勢力，一邊打擊張學顏的名聲。

倘若張學顏因此請辭，而心學派也因為李成梁一事不敢冒頭，那新入閣的人選可不就還得從實學派中來？實學派中現在最適合入閣的人有誰？

高務實剛剛履新戶部尚書不久，而且本身也太過於年輕，肯定不是入閣的首選，那麼首選物件自然是左都御史沈鯉。

許國肯定也支援這樣的變化，因為他一個人光靠次輔的名頭已經明顯壓不住高務實，若是支援高務實的張學顏去位而沈鯉又成為閣臣，此消彼長之下他就極有可能扳回局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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