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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亥京察的結束,看似一場風波已經過去,但正所謂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接下來高務實的動作並未稍停,甚至頗有些打算勢如破竹、乘勝追擊的意思。心學派一方更是覺得壓力巨大,應接不暇。
丁亥京察事畢的次日,高務實便上疏言及此前《取用疏》得到批准之後,他與戶部同僚和衷共濟,終於將預定增設的兩署十一司編制及規章制度擬定完畢,隨時可以上呈以奏。
兩署十一司之兩署,即預定增設的戶部審計署、戶部關稅署。按照高務實在《取用疏》中所言,戶部也要效仿兵部“四侍郎制”,另外增設兩名侍郎,專職分管兩署。
朝野共知的是,戶部增設兩侍郎和昔日高拱在兵部增設兩侍郎,其實是大不相同的。
兵部增設兩侍郎,基本上只是多了兩個侍郎官職。其中戎政侍郎相當於給京營直接空降一位文官去領導,在兵部內部並沒有新設機構,可以說戎政侍郎的直接“下屬”就是京營。
另一位侍郎則更多地像是儲備幹部。高拱的本意是一旦某地有事,或者某重要疆臣意外出缺,朝廷可能一時找不到人選接替,如此兵部的這位侍郎便可以直接頂上。
這位侍郎在兵部任職期間,主要任務便是留心各地防務現狀,做到對各方邊情都有充分了解,隨時能夠完美接替任何出缺的重要疆臣一般指九邊地區的總督。那麼換句話說,兵部也無需為此另設機構。
無需另設機構,意味著雖然增加了兩位三品大員,但這一改革仍不能算作是“結構性”的改革,它是作為現有體系下的某種補充完善而出現的。
高務實的戶部四侍郎制改革卻顯然不同與此,其不僅增設了兩位侍郎,更關鍵的是增設了兩署十一司,這是典型的結構性變化。這一變化最直觀的改變,就是戶部變得更加膨脹了。
眾所周知,六部的地位排序是“吏、戶、禮、兵、刑、工”,戶部在六部之中的地位僅次於掌管天下銓務的吏部。
這一點甚至從別稱上都能看得出來:吏部尚書號稱天官,戶部尚書號稱地官。剩餘四部尚書則只能靠後一檔,各分春夏秋冬四官:禮部春官,兵部夏官,刑部秋官,工部冬官。
與此同時,如果論編制規模,則戶部反超吏部,同時也力壓其餘四部,一直是朝廷的第一大衙。注:吏部編制不大,別說比戶部了,它比兵部、刑部、工部都小,大抵只和禮部相當。
本來就是最大的衙門,現在還要繼續膨脹,而且一膨脹就要直接多出十一個司,這就太驚人了。
司是什麼級別?按理說也不高,主管官員為郎中,級別為正五品,尚不及一知府。
然而大明與韃清不同,韃清是京官不如外官,因為外官權力既大,油水也足;大明是外官不如京官,京官不僅地位明顯高於外官,而且升官容易,權力也大,同時還不像外官一樣天天被都察院盯著這裡的都察院包括以都察院本職外派的巡撫、巡按。
京官中的任何一位郎中,只要他自問行得正坐得直,是完全不虛七品御史的。外官則不然,頭頂就有一位按臺老爺在,哪怕你是二品布政使,見了那區區七品的按臺,不少時候都得自稱下官,彎腰賠笑。
況且現在六部之中的吏部、禮部、兵部、工部這四個部都各自只有四個司,而戶部本就是按照十三省布政司分的十三個司刑部也是,這樣你還要直接增加十一個司,不嫌誇張嗎?
然而高務實不嫌誇張,在他的思維裡,三省六部制中的戶部本來就叫做民部,事關民生的事情按理幾乎都歸戶部管,這如果放在後世是什麼概念?
那意味著戶部至少相當於發改委、財政部、人社部、農業部、工信部、民政部、資源部、商務部、審計署、人民銀行、國資委、國稅總局、統計局、市監局的集合體。
與此同時,諸如交通部、水利部、住建部、文旅部等的部分職能,戶部也有不同程度的涉及。
如此來看,光按十三省來分各司,顯然是不夠用的,必須進一步專業化、直屬化才能把各項工作條理清晰地辦好,而不是讓很多事情找不到對口的衙門,最後鬧來鬧去互相扯皮。
打個比方,就說鹽務問題,廣鹽侵蝕淮區,南京戶部始終管不好是為什麼?原因當然有很多,但其中有一條必然不能忽視:南京戶部管不著廣東的財政,包括鹽務。
南京戶部可以管南直隸以及浙江、江西、湖廣的糧稅徵收,但這裡只是糧稅,其餘絕大多數財政事務仍由北京戶部管轄,至於廣東,那就更和南京戶部毫無干係了。
換句話說,從南京戶部派出到揚州的鹽務官員,只能管理淮區鹽務,對於廣鹽的侵蝕他插不上手,頂多只能上奏到皇帝面前,讓皇帝來宸斷並下旨解決。
然而與此同時,由於南北二京的戶部名義上是同級而並不互相隸屬的,因此北京戶部又管不著上司為南京戶部的淮區鹽務,如此它顯然也不大可能為了淮區鹽務的穩定,去責怪自己管轄的廣鹽——老子的兒郎們就是這麼能打,你待怎的?有本事咬我啊!
你瞧,這就壞菜了。
所以高務實很反感這種行政權力被分割,導致事權不統一,各地之間互相扯皮的結構。這種分裂造成了無法形成“全國一盤棋”的各自為政,使各種事情陷入內耗,最終損害的是國家的整體利益。
因此他一直認為,光是按照十三省來分司財權是有問題的,何況大明的行政結構也很獨特,它在十三省之外還有兩京南直隸、北直隸,因此很多專門的事項必須設立專門的機構來統管,同時還得把兩京的特權取消,一併來管轄。
當然,鑑於南京六部也有積極意義,高務實倒也不是說非要讓整個南京六部完全變成養老院,只是必須把“南北並立”的局面改掉,明確以北京六部為主導,南京方面不能獨外於天下。惟其如此,才能政令暢通,上下齊心。
這些道理對於高務實而言是無須解釋的,他有這樣的心思和舉動也幾乎是一種本能,畢竟紅朝的經驗擺在那裡,好與不好自有效果說話。
唯一要注意的,大概就是權力越大便越需要監管得力。眼下戶部由他自己掌舵還好說,可將來萬一他調任了,這樣的一個大戶部就千萬出不得問題,否則一不小心,結果就是災難性的。
不過他才上任兩個月左右,朝廷的財政窘迫也不可能立刻就得到根本性改善,顯然皇帝暫時還不可能將之調職,所以還不必過於著急,監管問題到時候再議也來得及。
當務之急,還是先把大戶部的架子搭起來再說。
心學派在本次丁亥南察中,損失了大本營南直隸地區不少位置,士氣方面比較低落。高務實這道奏疏上去,雖然申時行和王錫爵都大為緊張,外界對此也議論紛紛,但卻沒有形成太大的阻力。
次日一早,朱翊鈞的聖旨就下來了,批准同意戶部進行四侍郎制度改革,增設右侍郎兩名,分管即將設立的審計署與關稅署。
與此同時,聖旨中還明確要求戶部尚書高務實儘快舉薦兩侍郎及十一司郎中、員外郎、主事等各級官員,要求他與吏部商議之後立刻上報。如吏部與他有不同意見,則兩種意見同時上報,“朕自有宸斷”。
話雖如此,其實不管是皇帝還是外廷其他官員,大家都覺得這句話只是句套話。吏部乃是實學派自隆慶四年年初以來一直的大本營,楊巍雖然不能算是完完全全的實學派,但從一直以來的表現看,顯然他不可能反對高務實的舉薦,所謂意見衝突這種情況根本不會存在。
這麼一來,高務實位於昭回靖恭坊的尚書高府再次變得門庭若市起來,形形色色各類官員都想方設法希望引起高務實的注意——這多麼官帽子掌握在他手裡,而且一聽名目就知道幾乎全是實權職務,誰不想去分一杯羹?
不過很可惜,高務實府上“高掛免戰牌”,門子客客氣氣告知前來拜訪的官員們同一句話:“老爺交待,近來事忙無暇會客,還請貴客體諒則個。”
別說其他官員了,便是實學派出身的官員都進不了高府大門。那就沒法了,大夥兒只好陪著笑臉,留下自己的拜帖告辭而去。
高務實倒也不是故意做作,眼下這種敏感時刻,他的確不便會客,否則你有你的淵源,他有他的關係,大家都跑來求官,高務實到底給誰不給誰?無論怎麼做都不好,還容易遭人非議——這幾乎是必然的。
事實上,對於分管兩署的兩位侍郎人選,高務實心裡其實已經有了決定。
主審計署的戶部右侍郎,高務實打算舉薦楊俊民,主關稅署的戶部右侍郎,高務實打算舉薦趙于敏。
楊俊民字伯章,號本菴,乃是故兵部尚書楊博之子。其為嘉靖四十一年進士,拜官戶部主事,歷任禮部郎中。隆慶初年升為河南提學副使,萬曆初年曾任太僕少卿。其父楊博辭官退休,楊俊民也主動辭官,侍奉父親回鄉。
後來楊博去世,他在丁憂期滿之後起為原官,今年丁亥京察正好考滿,考績為優,滿足升遷條件。
高務實用楊俊民,雖然一部分原因是出於派系考慮,需要將晉黨繼續團結在實學派內,並且保持其作為自己主要臂助的目的,但另一部分原因則是楊俊民本身精於財務。
這個年代的山西官員比較另類,其中表現優秀的大抵分為兩種:一種精於邊務,一種精於財務,楊俊民屬於後者。
在原歷史上,楊俊民在萬里十九年至萬曆二十七年這長達八年的時間裡,一直官居戶部尚書一職,只此一點便看得出他長處所在。
要知道,戶部尚書這個位置可不好乾,尤其是碰上朝廷用度開銷巨大的年景,一個弄不好就是丟官去職,甚至被追究責任的下場。終明一朝,戶部尚書“出事”的機率非常之高,完全稱得上是高危職業。
楊俊民顯然不算運氣好,因為在他任職戶部尚書的這段時間裡,爆發了援朝抗倭之戰。
雖說此戰真正的軍費其實是以朱翊鈞內帑提供為主,戶部只能算打了個下手,然而爆發這樣規模且持續數年的大戰,對於國內的經濟也是有嚴重影響的。
楊俊民的功勞就在於,沒有讓此戰嚴重影響道國內的民生,各項經濟指數基本平穩,也因此他的位置才坐得穩穩當當。
當然,彼時遼東的情況還是比較慘的,不過高務實不能拿他跟自己比——人家可不是幾百年後穿越回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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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高務實不打算讓楊俊民分管關稅署,因為楊家本身也是大富之家,族中產業頗多,同時也做邊貿買賣,與土默特的貿易額相當不小。
雖然不曾聽說楊俊民本人在原歷史有什麼經濟問題,但高務實為了避免出現“自己管理自己,自己監督自己”的情況,還是打算讓他管理審計而非關稅。
至於趙于敏,這是高務實的老熟人了,在廣西時便已熟識。而且趙于敏在京中沒什麼厲害靠山,因此很早便於高務實搭上了線。後來在一些事情上趙于敏也一直都站在高務實的陣營裡,不曾有所動搖。
另外,或許是趙于敏在廣西時便見識了高務實的經濟手段,他此後在外地為官時也照本宣科地模仿過不少,效果倒也不差,看起來對財政工作有一定的理解。
趙于敏已經做到湖廣右佈政,單從品級上來說完全可以調任戶部侍郎。同時,高務實也需要從自己的人裡提拔一部分,這樣才能形成向心力。
只不過這兩個任命有一點點小問題:楊俊民和趙于敏都是山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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