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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聖賢之治於民,民之道也。如大禹之行水,水之道也。造父之御馬,馬之道也。后稷之耕作,地之道也。其莫不有道焉,今西域之道,又於何處?』
斐潛環視一週,沉聲說道,『便在禮俗二字。』
禮俗,禮教。
吃人的禮教。
這幾乎是所有後世華夏人的一個共識,可是又有多少人會認真去搞明白究竟是怎麼吃的,亦或只是人云亦云,反正有人這麼說了,便是跟著說就是。
禮教確實是吃人的,可是為什麼能吃那麼多年,不是應該更去探尋思考麼?就像是誰都不喜歡被剝削,都在批判資本家,但是究竟是在真的批判資本家的本質,還是在怨恨自己不是資本家?
斐潛在西域,要推行教化。
要教化當然不可能是斐潛一個人跑斷腿,也是要其他的人幫他去達成目標的,而這一批最新抵達了西域的文吏,無疑就是斐潛當下最好的,也是僅有的工具。
禮教,也是工具,就像是一把刀,可以用來壓制於內的百姓,也同樣可以刀口一轉,變成對外的精神枷鎖。
周公制禮和作樂,是建立古代華夏人文精神的重要開端,本意是好的。這就像是孔子老子,亦或是佛陀什麼的一樣,最開始的道義教義,都是向上和向善的。後來周公的禮樂,經過了孔子的提倡和荀子的發揮,就形成了一個龐大的體系,不僅僅是包括了政治制度,而且也包括了道德標準和行為準則。
在華夏封建王朝時期,為什麼最終是儒教勝出,擊敗了猖狂一時的佛教,也壓制了有龍虎丹等手段的道教?
斐潛在和文吏講述西域教化重點的時候,也同樣提出了其中的秘訣之處,就是『因俗制禮』。即儘可能利用西域現有風俗的形式和內在的合理部分,再加整理、提高,注入新的屬於華夏的東西,如此方可使西域之民喜聞樂見,被其所化。
『故為官一處,當辨五地之物生……』斐潛緩緩的說道,『然五地之物絕非磐石,百年而不化,其地之民亦非銅鐵,經歲而不變。如西域之地,有山林,有丘陵,亦有川澤,有原隰,何有一法可勝萬法,一勞可永逸之道乎!自當因地因時因人因俗而變之,方可以本俗六安萬民。』
禮教就是如此,滲透到了生活的方方面面,在華夏在州、郡、鄉、族、閭等設定教育機構,把儒家的理想和倫理道德化解在各種禮儀之中,如冠禮、婚禮、相見禮、飲酒禮、射禮等等,使人們在喜聞樂見的儀式中,接受禮的薰陶。
就拿冠禮來說,一些後世只是覺得好玩,穿了一些漢服然後模仿著做出冠禮的儀式,卻沒有真正觸及冠禮的精髓……
冠禮就真的只是戴個帽子?
古代冠禮,其實代表了『成人』,而成人之後很自然的就有了自己的家。冠禮就意味著獨立分家,或是在某種形式上的獨立經濟權,這才是冠禮背後的實際體現。之前還可以依附在父母之下,但是冠禮之後就必須各自爐灶了,是需要自己開始賺錢養家!
這和隨便參加個儀式戴個帽子,然後回頭還伸手向父母要錢耍朋友的概念完全不同……
『華夏之地古有卯祭,今西域之處亦有活祀,皆不為善法。』斐潛緩緩的說道,『禮有云,鸚鵡能言,不離飛鳥,猩猩能言,不離禽獸。令人而無禮,雖能言,不亦禽獸之心乎!是故當有禮,以別於禽獸。』
『西域之人,與華夏之人,言行有異,不得溝通,然有一事,無需言語便可明達……』斐潛笑著說道,『可知此為何事?』
一干眾人思索起來,而在一旁的薛平似乎是想到了一些什麼,但是並沒有太多的勇氣直接說出來,直至斐潛公佈了答案。
『性也。』斐潛緩緩的說道,『喜怒哀樂貪懶饞,皆為性也,與漢地之人相同無二。此等人性,生來有之,喜怒之情,以性為棲。無有外物之時,所藏不露,然感於外,情則顯之。故好惡,性也。所好所惡,物也。心為萬慮之總,權,然後知輕重,度,然後知長短。物皆然,心為甚。心之所之,情之所之,性之所之。』
『心無定志,待物而後作,待悅而後行,待習而後定。』斐潛沉聲說道,『四海之內,其性一也。其用心各異,教使然也。喜怒之情,或尚不足,或嫌過度,可齊之以禮,可復之於正也。西域之地,當以何物為作,何悅而行,何習而定,何以補不足,何以除過度,皆當論之……此便是三問。』
第一問大方向,第二問具體措施,第三問就有些類似於過程管理了。
三問下來,眾人皆凜然,然後覺得頭皮發麻,腦袋發木。
斐潛顯然也沒有要然這些人現場做出策論的意思,而是然這些人帶著問題回去,待三天之後再行上課。
西域是一個非常大的試驗田,而這些人就像是一枚枚的種子,究竟會開出什麼樣子的花來,斐潛只能去希望,去引導,而無法去決定,去替代。
《周禮》是一部透過官制來表達治國方案的著作,內容極為豐富。《周禮》六官的分工大致為:天官主管宮廷,地官主管民政,春官主管宗族,夏官主管軍事,秋官主管刑罰,冬官主管營造,涉及到社會生活的所有方面,在上古文獻中實屬罕見。
很難想象出來,在那麼早的時候,周公就已經構建出了一個龐大的政治官圖,然後提供給後人按圖索驥。
斐潛剛剛到了漢代的時候,也沒覺得《周禮》這本書有什麼了不起,但是當他真的去細讀的時候才發現,其實《周禮》之中所記載的禮的體系已經是非常系統了,既有祭祀、朝覲、封國、巡狩、喪葬等等的國家大典,也有如用鼎制度、樂懸制度、車騎制度、服飾制度、禮玉製度等等的具體規制,還有各種禮器的等級、組合、形制、度數的記載。
因為種種的原因,《周禮》面世之初,不知什麼原因,連一些身份很高的儒者都沒見到就被藏入秘府,從此無人知曉。直到漢成帝時,劉向、歆父子校理秘府所藏的文獻,才重又發現此書,並加以著錄……
所以,斐潛不無惡意的揣測……
算了,要不然又有人會唧唧歪歪表示不喜歡陰謀論了。
該補課還是要補課的。
即便是不管此書其後的故事究竟如何,僅僅是單獨論及《周禮》的內容,就足夠顯現出禮制的重要性。如果說禮法是禮的外殼,那麼禮義就是禮的核心。禮法的制訂,是以人文精神作為依據的,由形式到精神,由表及裡,這就是禮法最重要的作用。如果徒具儀式,而沒有合理的思想內涵作為依託,禮就成了沒有靈魂的軀殼。
想要滲透西域人的核心,觸及其精神,就要在禮教的初期,有一個比較好的方式方法。
枯燥的禮節和繁瑣的要求,並不能促進這個西域禮教的推動,甚至還有可能形成反效果,因此光是強調什麼禮節規範,其實木有什麼卵用。西域人既沒有華夏的生活環境,也和華夏認知不同,若是和西域人說什麼君子如玉啊什麼的,說不得西域人還會笑華夏人都是傻子,竟然會喜歡幾塊河灘上的破石頭……
讓手下的文吏去思考,去探尋解決問題的方法,但是並不意味著斐潛心中就沒有解決問題的謀劃。
在盧毓薛平等人離開了之後,斐潛對於賈詡說道,『西域教化,當以樂始。』
沒錯,斐潛在西域準備教化的手段,是從以音樂開始。
或者說是『娛樂業』?
賈詡拱手而道,顯然是早有預料,『主公英明。樂者,天地之和也,禮者,天地之序也。和故百物皆化,序故群物皆別。今西域之言語不得通暢,而聲樂之法,則可揚長避短,使西域之民雖不通言語,亦可明華夏之美,明華夏之理。』
斐潛點頭,『先以聲求其聚,再以音使其興,後以樂明其達,可謂教化輔佐,禮樂相輔相成是也。禮有云,「樂由天作,禮以地制」便是如此,無樂不為禮,無禮不為樂。天地相合,方可無往而不利。樂者,非謂黃鐘大呂、絃歌幹揚也,樂之末節也,需重通義,彰明德節。』
華夏人喜歡極端化的行為模式,也不知道是在什麼時候養成的,好得時候就是什麼都好,壞的時候便是什麼都壞。一群老夫子批判靡靡之音,然後掉頭就被靡靡之音打得狗血淋頭。
要論玩弄聲音樂,華夏其實早期領先於全世界,而且一出場就有很高的理論支撐。
在華夏早期的樂理裡面,聲、音、樂,是三個不同層次的概念。
聲與音的區別在於,音有節奏、音調,而聲沒有。所以華夏早期樂理認為普通的聲,基本上都稱為噪聲,將有節奏有韻律的聲,稱之為音,而樂一般都是指有內涵的,代表了某種含義的樂章。人與蟲豸,動物一樣,都有聽覺,能夠感知外界的聲響,但是蟲豸和動物只能抵達聲的程度,而人類顯然有更高層次的追求,所以這也是人區別於禽獸的重要標誌之一。
《樂記》之中有這麼一句話,『知聲而不知音者,禽獸是也。』雖然說可能有些絕對,但是確實有一定的道理,只追求感官刺激的,也就類似於禽獸,而人類麼……當然也有隻想要感官刺激的,畢竟人類也是有獸性。
『西域之民,亦有樂器,可鼓樂聲,然無樂音,更無華章,』斐潛緩緩的說道,『情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嗟嘆之不足,故詠歌之,歌詠之不足,故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是也。今觀西域之民,多手舞足蹈者,可知其歌詠之不足,此便為可乘之機。』
不僅是西域人,其他沒有什麼語言和文化的人,比如西羌人也很喜歡舞蹈。
就像是有些墨水的,看見大漠會說一句長河落日圓,感覺到了風會說一聲入竹萬竿斜,而沒有什麼才情的,或是沒怎麼讀書的,恐怕就剩下了兩字……
這些西域人,有時候他們會高高舉著牛尾巴,或是舞動著皮袍,以簡單的動作來表示自己的心情,看起來似乎很歡樂,但是實際上很可憐,因為他們可以表達自己的情緒的方式很少,太少了。
這就是機會。
若是在這其中加入潛移默化的引導呢?
就像是後世米帝搞的那些手段……
西域就在這裡,陣地也就在這裡,如果華夏不佔領,自然就有其他的人前來佔領。
在外物的作用下,人心會躍動而起。
因外物作用的強弱不同,人的情感表現為不同的層次,樂音出於人心,但又能成為一種新的外物,對人心施加以作用。這是在華夏早期的時候,就已經明明白白寫在了《樂》一書當中了,『凡音者,生人心者也。情動於中,故形於聲。聲成文,謂之音。』
西域在這一方面,幾乎就是空白。所以當光頭和尚帶著法器,叮叮噹噹的敲起來的時候,這些西域之民就幾乎都被吸引住了,然後不知不覺當中,就接受了佛教的傳教,產生了信仰。
那麼如果將其中的光頭和尚替換掉,或是將其中的內容替換走……
樂音種類很多,可以是端莊的,也可以是張狂的,可以是細膩的,也可以是粗獷的,每一種都可以給人以不同的感受,誘導著人的情感的發生與轉換。猶如後世的古典音樂與搖滾音樂,儘管都屬於樂音的範圍,但給聽眾的感受是完全不同的。
有人就喜歡聽古典,也有人只喜歡搖滾,這差異的產生,很大程度上是決定於環境,只有一小部分是因為天性。
因此斐潛就想要打造出一個全新的西域環境,佔領那些原本應該早就佔領的高地,而不是眼睜睜的看著光頭,或是其他什麼頭白白的侵佔了應該屬於華夏的地盤。
上古之人容易麼?在那麼簡單低下的生產力,那麼差的物資供給的條件下,還為後人準備了這麼多的理論,考慮瞭如此多的辦法,可是華夏後人卻將其束之高閣,甚至是棄之如敝履。
想了想之後,斐潛又對賈詡說道:『西域之中,以聲,音為主。於野,可重奇聲,奸音,於城,當許雅聲,和音。野之人,多勞而疲,當有奇奸之聲,興其行鼓其力,而城中之民,教而學之,自以雅和為重,聲音而不亂。固有云,君子樂其道,小人樂其欲,不必論古新,只論其正也。』
賈詡頷首說道:『主公所言甚是。古新之爭,不利於教,反現其亂。聲音樂,本如教之道也,以聲驅之,以音引之,方可論樂。直聲音者,不足以論樂。得樂之者,亦不可鄙之聲。猶如識百字者不可錦繡文章,而著文章之人,亦不必笑識百字之人也。』
斐潛頷首,『善。新古樂之爭,猶如今文古文相爭,皆不可取。』
所謂古樂,是指炎黃堯舜之後,相傳下來的雅樂,如黃帝之樂《咸池》,堯之樂《大章》、舜之樂《韶》,禹之樂《夏》等,節奏緩慢莊重,富有寓意。而新樂,則是在戰國之時做出的樂曲,以鄭、衛之音為代表,偏向於繁雜聲色,沒有什麼特別的含義。
新古樂爭,其實比今文古文的相爭還要更早,在春秋戰國就有了,而相爭的根本,依舊還是政治的問題。因為華夏計程車人認為,認為音樂與政治相通,可以作為判斷為政得失的一項指標。
『詩經之中,未有言鄭衛之靡靡而絕錄其文,亦未有前秦之鏗鏘而懼記其歌,』斐潛沉聲說道,『聲音樂之道,可觀其音而知其俗,觀其政而知其主矣。周公可採周南為風,大漢為何不可採西域之風?』
賈詡點頭應是,也補充說道:『正是。以樂觀政之法,古今皆可用之。君者,萬民之主也,君之所好,下必甚也。若其國之器,下僭越其制,足可見國之大侈,不用度量,亡國之日不遠矣。古有云,宋之衰也,作為千鍾。齊之衰也,作為大呂。楚之衰也,作為巫音。西域邦國,多有哀憂之聲,足見其主失政,民眾流離,自可乘其機而圖之。』
孔子有說過,一個國家怎麼樣,看他的國民經常在聽一些什麼音樂就知道了。
當然,古代的時候娛樂專案只有音樂……
『移風易俗,莫善於樂。』斐潛說道,『南匈奴之教化,因其邦小,故間而分之直可,然西域地廣,國邦雜亂,故當用新法。以佛為驅,弱其志氣,以音為聚,消其隔閡,以商為餌,而驕其上,以授為進,而籠其民……』
『太史子義性直,難為此等瑣碎,故某僅言四民之要,農工之道,以武行威壓,鎮不平,除奸亂,如火焚於野……而這教化之術,侵蝕之法……』斐潛看著賈詡說道,『唯有文和方可明達通要,知其訣竅,則以文行規矩,納親善,消仇恨,如水浸潤而下……文武之法,水火共濟,十年為期,速則十年可定,慢則廿卅,西域之地,當盡屬華夏矣……』
(本章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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