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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完了華夏的地理環境,是如何決定華夏民族的精神特質,接下來,我們還是按照第一大點的例子,講講華夏周圍三個比較典型的國家,蒙古(北元)、朝鮮、日本,都是如何由地理環境決定國家精神特質的。”

姜星火指了指地圖說道。

“關於蒙古,之前我們其實已經講過了,這裡簡單地說一下就可以蒙古高原氣候寒冷,決定了生活在這裡的人必須吃苦耐勞。”

嗯,沒辦法吃苦耐勞的都凍死、餓死了。

“同樣,這種吃苦耐勞也形成了其堅韌不拔的精神特質,以及隨之而來的擴張性。”

“這種擴張性的例子幾乎是比比皆是的,匈奴、鮮卑、突厥、契丹、蒙古,都是崛起自蒙古高原,原因就是他們不願意忍受寒冷的氣候和惡劣的生活條件,憑藉著吃苦耐勞、堅韌不拔的精神,憑藉著他們因食肉而更加強壯的身體,南下入侵華夏。”

“而與這些老生常談的東西不同,其實我還想指出一點。”

姜星火頓了頓後說道:“蒙古高原上的民族,是習慣於崇拜野獸和上天的,這一點與華夏民族崇拜祖先,完全不同。”

“大河文明與血緣氏族密不可分,血緣氏族的影響力滲透到了社會、政治、經濟、生活的方方面面,華夏文明早期無論是分封建衛還是宗祧繼承,都是這一特點的產物。”

“這便是因為,華夏文化的基礎就是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和因此衍生的宗法秩序。祖先的崇拜為宗法秩序的維持和鞏固提供了社會習俗上的支援,這種文化習俗是與大河文明分不開的。”

朱高煦有些明悟,他想起了之前《國運論》第一卷講過的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築。

朱高煦試探著說道:“也就是說,正是因為北方蒙古高原上誕生的遊牧民族,沒有小農經濟這個經濟基礎,所以也並沒有誕生嚴格的宗法制這個上層建築。”

姜星火頷首說道:“遊牧民族本身就因為遊牧經濟的脆弱性,對部落的認同遠超於對氏族的認同,這種情況,直到黃金家族的對外征服改變了蒙古的經濟基礎,才發生了變化。”

“因此,蒙古高原在惡劣的環境中,更習慣於崇拜充滿了力量的野獸,和對命運具有主宰能力的上天。”

李景隆補充道:“而華夏文明則完全相反。”

“華夏文明對於野獸的態度都是可馴養的就是家禽,馴養不了的就是畜生;對於上天的態度,在農人的一生中,固然要看天吃飯,但基礎水利設施的建設,也使得華夏的農人沒有蒙古的遊牧民那麼懼怕和崇拜上天,只是一種略微仰望的心態。”

“甚至於。”姜星火抿著嘴唇笑了笑:“華夏文明習慣於在拜天上的各路神仙的時候,都是一種平等的交換概念,我給你香火和信仰以及錢財,你幫我解決我的困難,要是解決不了,我就找下一個神仙去。”

聽了這話,朱高煦和李景隆也是笑了起來。

很好笑,但是確是很真實。

要是老百姓想要個孩子,送子觀音、泰山娘娘、張仙.哪個不能拜呢?反正大家管的都是一灘事。

講完了蒙古,姜星火繼續講起了下一個國家,朝鮮。

“朝鮮如果算上較高的丘陵的話,嚴格來講,國土面積十分之八都是山地,因此朝鮮的農業耕種條件,從整體上來看,其實是不如有著數片大平原的華夏的,這裡的人相對貧瘠,也難以創造出燦爛的藝術。”

“而作為三面環海封閉的半島,朝鮮唯一可以接受的外界影響,就是陸地接壤的華夏,也正因為華夏極強而朝鮮極弱,所以數百年來朝鮮都一直奉華夏為正朔,執行事大主義。”

“而所謂事大主義,是基於強弱力量對比情況之下小國侍奉大國以儲存自身的策略,嗯,這也是從華夏學過去的。”

“事大”的概念在春秋時代即已有之,《孟子·梁惠王》齊宣王問曰:交鄰國有道乎?孟子對曰:有,惟仁者為能以大事小,是故湯事葛,文王事昆夷。惟智者為能以小事大,故大王事獯鬻,句踐事吳。以大事小者,樂天者也;以小事大者,畏天者也。樂天者保天下,畏天者保其國。

意思就是說,小國畏懼天命,才能得到安定。

更直白的說法就是,該從心的時候從心。

“所以這種地理環境決定了朝鮮的國家精神特質是什麼?”李景隆眨了眨眼問道。

“自卑。”

姜星火言簡意賅地說道:“自卑是刻在朝鮮骨子裡的東西,而自卑又必然衍生出虛假的自大。”

“朝鮮跟接下來講的日本不同,日本面對自卑的態度是抄起刀奮起一搏,與強大者搏鬥,如果輸了那就剖腹自盡、死的光榮,反正日本不怕死,它們平時的地理環境就決定了經常會死的莫名其妙。而如果日本戰勝了強大者,那麼它又會馬上又會像癩蛤蟆吸氣一樣,迅速地從自卑膨脹到目中無人的自大。”

“至於朝鮮呢,它既沒有能力也沒有勇氣對強者揮刀,因此它唯一消遣自卑的方式就是用手裡的筆這就屬於典型的半桶水,朝鮮作為華夏的學生,儒家文化好的東西沒學到,壞的學了個精通。”

“春秋筆法掩飾歷史,並創造虛無的歷史,這就是朝鮮的自大方式。”

今天的課程講到這裡,似乎變得愈發歡樂起來,兩人又是一陣笑聲。

李景隆想起了在洪武和建文兩朝,他作為勳貴代表見到朝鮮使團,朝鮮人那種畏畏縮縮又私下裡裝腔作勢的樣子,不由地會心一笑。

“最後一個,便是日本。”

聽到這裡,李景隆打起了十二分的精神。

對於他來說的重頭戲到了。

“地理條件,首先是國土面積,我們說過日本本土資源較少,適合農耕的平原地區偏少而且都在沿海,所以日本一旦強大起來,就會喜歡對外侵略獲取土地和資源,日本的物品收納是比較出名的,也與他們國土面積小、本身生活空間較小也有一定關係。”

“而在精神特質上,這種受到地理條件嚴重影響的表現則更加明顯。”

“主要概括為三點,第一點,自強;第二點,集體;第三點,生死。”

“第一點,自強。正是由於日本地形狹長、資源匱乏、自然災害多,所以生活在這裡的日本人難免有一種悲觀的情緒,但又能在環境惡劣的條件下頑強生存而感到自強的慰藉跟朝鮮的國家精神特質只有自卑不同,日本的國家精神特質裡多出了這種自強,這種自強就包括了向強者學習。”

“而從學習方面,華夏一直都是日本學習的物件,日本的絕大部分禮儀,都來自華夏。”

“這到底是為什麼呢?”

朱高煦也有些好奇了,他從未到過日本,也從未見過日本人。

姜星火肅然道:“你有過獨自一人的長途旅行嗎?”

朱高煦搖了搖頭,但他又似乎回想起了什麼。

朱高煦的記憶裡,在第一次他試圖以偷樑換柱的方式,去把姜星火救出詔獄的時候,他為了灌醉姜星火,跟姜星火喝了很多的酒。

而那時候,姜星火跟他吐露過幾句肺腑之言。

“我就像一個漂洋過海的旅人,大海茫茫無跡,一葉孤舟途徑一處又一處風景,開始還有些新鮮,隨後便是無奈。”

“我這一生實在離岸太遠,又不知能否回到故鄉,以至於偶爾情緒失控,對著大海聲嘶力竭的求救,都像是在告別……”

姜先生,一定經歷過一段很長很長的孤獨旅行吧。

姜星火不知道朱高煦的思緒,他繼續說道。

“日本,就像是一個徘徊在文明世界邊緣的旅者,它必須重視禮儀,哪怕這種禮儀是莫名其妙的、固執的、不可理喻的,因為這種禮儀的意義不在於禮儀本身,而是用這種禮儀時刻提醒自己,是文明的一員,從而保持精神獨立。”

“當然,這種精神獨立,也體現在文化上,雖然日本從華夏學習了儒家文化、漢傳佛教文化,但卻有一種孤立的自尊,雖然處於華夏的文化影響中,但卻從未真正臣服過華夏.一旦有超過華夏的強者影響它,那麼它將毫不猶豫地切割掉從華夏學習到的文化,向新的強者學習它的文化,這就是我之前說的日本的自強的一方面。”

“所以剛才說的自卑和自強聽起來挺擰巴的。”李景隆感嘆道。

“對,就是擰巴,而這種擰巴,還會繼續體現出來。”

“這種體現,就是第二點和第三點,或者說,集體意識催生出的羞恥文化。”

“我用兩種事物稱之為,菊與刀。”

兩人不太理解,姜星火緩緩說道。

“第二點,集體。”姜星火說,“同樣是因為自然災害頻繁的地理環境,日本認識到了個體的脆弱性和侷限性,為了生存下去,個體必須依附於集體,長期以來普通的日本民眾都過著集體生活,奉行集體利益至上的集體主義原則,這種集體主義,按照日本的俗語便是,一朵菊花很難顯現自身的美,但當很多菊花同時綻放的時候,便是燦爛而美好的。”

李景隆點了點頭,說道:“這倒也不是不能理解。”

“第三點,生死。”

姜星火順著話繼續講吓去:“剛才說到日本受到了華夏的儒家和漢傳佛教的影響,因此日本極為重視禮義廉恥,有著比華夏儒家更加深厚的‘恥辱文化’,甚至需要人剖腹以明。但同時,他們又對待自己和敵人極為殘忍,殘忍到了不知恥的地步,不害怕敵人的死亡,也不害怕自己的死亡。”

“日本與華夏,對死亡的態度截然不同。”

姜星火看著從新歪脖子樹上落下的樹葉,說道:“華夏儒家認為,未知生,焉知死。子路問孔子鬼神之事,孔子的回答則舉重若輕,把鬼神、生死之類玄幽的問題,轉移到現世的人生價值上。”

“但日本卻並不避諱死亡,自從唐朝的櫻花傳入日本,日本就喜歡瞬間綻放轉眼又凋落的櫻花,這與他們的生死觀是一樣的,認為死亡是生命瞬間綻放的閃光。”

朱高煦有些難以置信:“真是有些.奇怪。”

確實奇怪,如果按照華夏文化的標準來看的話,有一句很經典的俗語可以形容。

好死不如賴活著。

“日本之所以對死亡要有一個詩意的淡化,剛才說到朝鮮的時候也說過,原因就在於它的地理環境,季風氣候導致了農耕種植的收益不穩定、夏秋兩季頻發的風暴導致捕魚業的風險性、還有頻繁發生的地震海嘯火山噴發,都導致了日本的意外死亡機率大,這其實也是一種無奈。”

“而在這種地理條件下,很容易造成日本人敏感多疑反覆無常的性格,因為它們極度缺乏安全感這種缺乏安全感衍生出了剛才講的第二點,也就是強烈的集體意識,同時也由於對他人看法和自身名譽的高度重視,形成了扭曲的自尊心。”

“在我們華夏的普遍觀點來看,自殺有的時候是懦夫的表現,而日本則認為自殺體現了武士毫不猶豫、毫無留戀地迎接死亡的大無畏勇氣,能夠使得蒙受恥辱之人的靈魂得到淨化與超脫這裡便是因為,日本認為靈魂存在於人的肚腹中,因此以刀剖腹自殺能夠讓人的靈魂得到釋放與昇華。”

確實,別說是自殺了,就是明明有機會翻盤卻不跑路的項羽,不是一樣被人寫詩,來一句“江東子弟多才俊,捲土重來未可知”嗎?

而韓信的“胯下之辱”,更是傳為美談,極少有讀到這個故事的人去嘲笑韓信沒有逞一夫之勇。若是韓信當時一怒殺人或者自殺,哪還有後世大漢兵仙的故事?

華夏人不到萬不得已的絕境,一般是不會選擇自殺的。

而日本人的自殺,卻明顯是基於某種習俗。

這種自殺,很多情況下並不是必要的。

“如果它們在公開場合遭受了別人的侮辱、嘲笑、批評,就會覺得遭受了極大的恥辱,而洗刷這種恥辱的方式只有兩種,一種是把嘲笑當做源動力不斷地完善自我,另一種是輕視或欺辱它人,而以刀剖腹則是輕視自己的最高表現。”

李景隆有些呆滯,合著,日本以刀剖腹是羞愧導致的啊,那要天天嘲笑日本人,日本人是不是就都以刀剖腹了?

也不對,沒準人家會提刀要求決鬥。

李景隆在心裡暗暗記下了這一點。

——去日本的時候,一定不要嘲笑日本人。

畢竟,他還想活著回來呢,在人家的地盤做的太放肆,活著回來的機率就不大了。

對於李景隆來說,命是第一位的,榮華富貴是第二位的,臉皮才是第三位的。

“沒了?”

朱高熾微微怔了怔。

“可能沒了吧。”朱棣揉了揉眉心,有些疑惑地說道,“今天講的雖然很不錯,但是朕總感覺.”

“不盡興。”朱高熾感同身受。

“對,就是不盡興。”

朱棣大約回想起了那種被‘王朝週期律’、‘攤役入畝’、‘白銀寶鈔’等等理論反覆震撼的感覺,就是少了點那種感覺。

奇怪,難道朕對這種感覺上癮了?

朱棣搖了搖頭,把這個荒唐的想法丟擲腦海。

而他身邊的顧成則是若有所思,既然皇帝已經決定了要全面調整大明的戰略,由陸地逐漸轉向海洋,那麼聽課得到的這些資訊還是很有用的。

知己知彼,百戰不殆嘛。

同時,‘世界島戰爭’的這套理論,也大大地啟發了顧成,這位老將軍忽然覺得,自己過去的目光只侷限於大明周邊,似乎確實有些狹隘了。

跟這三人不同,道衍則是微微搖頭。

道衍非常篤定,姜聖不會只分析這些表面的,或者只有一點深度的東西。

既然姜聖敢講,那就一定是有著石破天驚的新理論。

果然,姜星火沒有辜負這位信徒的期待。

樹下,姜星火少歇了片刻,繼續開口說道。

“剛才我們講了國家的精神特質,而我要說的是,正是地理環境決定了國家形成,決定了國家的精神特質.而正是國家的精神特質,決定了未來民族國家的形成。”

聽到這句話,道衍白眉一挑。

民族國家?

這恐怕才是姜聖真正要講的東西吧!

來了,展開了這麼長的地圖,這把幽光閃閃的匕首,終於露出了它的鋒芒。

前面的,都是序章。

——————

儘管每個心靈原本都閃耀著道德的光輝,就像一把嶄新的刀,但如果不經常磨礪就會生鏽。正如他們所說,這種身上的鏽與刀上的鏽一樣都是壞東西。

因此,人必須對刀和本性都給予同樣的關注,時常磨礪。即使生了鏽,心靈仍在‘鏽’的下邊閃亮,只需重新打磨。

——魯思·本尼迪克特《菊與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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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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