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品中正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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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到九品中正制，就不能不說到一個人——陳群。陳群，許昌人。爺爺陳寔，在黨錮之禍中，自請入獄，為的是宦官們別再抓別人，出獄後，年齡已經70歲了，以後朝廷只要“三公”的位置空缺，就一定要徵召陳寔，陳寔德行高尚，在鄉里威望很高，當時社會上流傳著一句話：寧可去坐牢，也不能被陳寔鄙視。

陳寔家曾經有一個小偷，伏在房樑上，陳寔看到了對子孫們說：像樑上這位君子那樣，人不善良都不是天生的，很多不善的人也都是因為後來環境等因素造成的呀！

中國歷史上第一個把小偷稱為“君子”的人，第一個把小偷也歸結為能夠成為“君子”的人，他就是陳群的爺爺，他從來都是用善良的心，來推己及人，真正實踐了儒家“仁就是愛人”“有教無類”的思想——

這才是中國傳統文化的精髓，也是中國儒家文化之所以被尊崇的核心，是中華民族之所以有別於外族的靈魂。

陳寔六個兒子，其中陳群的爸爸陳紀是老大，和陳群的四叔，連同陳寔被大家評為“三君子”。陳寔去世時84歲，“海內赴吊者三萬餘人，制蓑麻者以百數”，並刻石立碑，諡“文範先生（文為德表，範為士則）”。

當時的司空荀爽（曹操第一謀士荀彧的叔叔，因黨錮而隱居十餘年，寫了很多儒家著作，獻帝時被任命為地方官，任命才3天，就被提拔為司空，位列三公）等持子侄禮親臨送葬。可見，陳群的家族在當地屬於名門望族。

大名鼎鼎的孔融本來比陳群的父親陳紀小點，惺惺相惜，互為哥們，但是看到陳群以後，交往下來，感覺連陳群就如此了得，和陳群很投機，後來，每當孔融每次見到陳紀，再也不敢以平輩相稱，開始對陳紀持晚輩對長輩的禮節。

漢朝的察舉制，使漢代的文化人空前注重個人品德的修養，異常顧及周圍人士的評價，小心翼翼地潔身修行，生怕被社會輿論責難。然而，到東漢末年，外戚和宦官的專權，使得察舉制度在實際操作過程中完全變了味。

公眾評價指數高的人物，不被選拔；公眾評價指數低的人物，可能會因為裙帶關係或者行賄被選拔任用。怎麼會這樣呢？任你千般理，我只一路去。

對於宦官和外戚而言，只任用我喜歡的人，管他什麼才能不才能的，在他們眼裡，認為：沒有才能的人做官，國家不是照樣運轉嗎？我就叫下面的人為我想提拔的人制造輿論就行了，甚至不用製造輿論，我直接任命就完事，管他鳥輿論（清議）呢？

大有“我死後管他洪水滔天”的勇氣——沒有使命感的（肢體不全的人能有嗎？）人總有這勇氣。這變味的察舉制，沒有規矩的評議，無序的依據，給年輕的陳群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更何況身邊還有被黨錮的爺爺！

劉備作豫州牧的時候，就徵辟陳群為別駕（副手），因此，陳群的起點非常之高。後來，因為劉備不聽陳群建議而接受陶謙的徐州，致使劉備受到袁術和呂布的兩面夾攻，陳群感到不想和劉備玩了，就投奔了曹操。

陳群投奔曹操以後就做司空西曹掾屬，除了後來做過一段時間的地方官，一直從事人事管理工作。雖然對曹操不拘一格選拔任用人才（即使是盜嫂受金，只要有才能的，就一概任用，見《三國志，武帝紀》，使曹操的人才層出不窮，以至於達到“武將如雲，謀臣如雨”的局面）不能不佩服，但是作為世家弟子，按照“德才並舉，以德為先”原則，也不能不對曹操選拔的一些風雲人物產生鄙夷甚至反感。

就拿郭嘉來說吧。郭嘉也是許昌附近的人。《傅子》記載：……自弱冠匿名跡……。《三國志》郭嘉傳也未記載郭嘉有什麼顯赫的身世，所以說，郭嘉應該是平民階層，並且，在年少的時候也沒有什麼聲望。

這與陳群年少時因為大名鼎鼎的孔融先與自己父親是朋友，又和自己是朋友，最後對自己的父親稱晚輩，這樣驕人的經歷簡直是不可同日而語。不過郭嘉入道早，（郭嘉是司空軍事祭酒，也就是曹操謀士之首）一直是陳群的上司。

但是對於年輕人而言，入道早又有什麼呢？誰叫我是正規院校畢業的呢，我家世出身好，就是鄙視你！何況你行為不檢點呢？（不治行檢）至今，誰也不否認郭嘉是三國一等一的人才，他能準確的預測孫策有可能被刺客刺殺，準確預測袁譚袁尚的爭鬥等等，他是個奇人和天才。

估計奇人和天才總有不同咱們凡人的“異秉”吧，史書上沒有交代郭嘉怎麼不治行檢，估計無外乎一些男女關係？不尊禮儀？言行放誕？諸如此類的吧。

實事求是的說，一般上輩地位高的人家，家教相對要好一點，（起碼錶面上的仁義道德，公共禮儀）而相對底層一點的，因為周圍環境沒有那麼多的約束，也沒有那麼的眼睛盯著，表面上的規矩顧及的就少了一點吧。

不是一個階層的人自然有很多相互看不慣的地方。而陳群卻是以一個標準計程車人的眼光看待郭嘉的。他不滿意。他以為自己的領導不應該是這樣的，應該不僅要有才能，而且（甚至）更重要的是要有符合“士人”所以能被成為“士人”應該具備的一般社會道德規範。

陳群要捍衛儒家的尊嚴，於是，他在大庭廣眾之下（儒家的君子不可以背後說人壞話）對曹操指出郭嘉的種種“劣跡”。

然而，郭嘉是何等人！郭嘉和曹操是什麼關係？陳群即使指出了這些，郭嘉依然故我，也不反駁，也不記恨，結果是，曹操依然看重郭嘉，同時也對陳群一是一，二是二的君子作風讚賞有加。

但是，陳群對曹操身邊群英薈萃（在他看來也許是群魔亂舞），感到不適應，他想建立真正的朝綱，選拔真正溫文爾雅、既有才能又有起碼的道德底線的人才，他想讓這個崇尚權宜之計的亂世儘快終結。

東漢主混於上，臣佞於下早就使公平公正公開的察舉和品評變了樣，而三國的亂世更徹底摧毀了這一制度，誰還在乎那悠悠然而來的品評，又有誰還在做那些悠悠然的品評呢？

給大家舉一個主昏於上的例子。漢靈帝是公元167年被立為皇帝，登基時年僅12歲，在位22年，死後諡號為孝靈皇帝。

“靈”字在諡法中解釋：“亂而不損曰靈”。亂是真亂，沒在他手裡亡國，倒也是真的，貼切。想來此人自登基以來就受宦官銜制，任人擺佈，長大後性格軟弱無能，只能在滿足個人生活上胡作非為，聲色犬馬。

他對於宦官的專權無能為力，同時，對於朝廷大臣的激烈反抗同樣束手無策。那麼，就好好滿足一個男人的自然需求吧！

至於權力、國家、公眾評價，我是鴕鳥，我怕誰？我不和你們玩啦。開始年齡較小，靈帝劉宏也就玩點坐著驢車亂跑、在宮中開店鋪、領著狗到處亂跑（把愛犬封官，誰叫我是皇帝呢）的遊戲，其實也就那樣，皇帝也是人嘛。大權都叫你們宦官、大臣們弄走了，我追尋點個人刺激，提高點生活質量也沒什麼不好嘛。皇帝也總不能長期壓抑吧。

漸通人事以後，他規定宮中的宮女必須穿開襠褲，而且不能在裡面再穿內衣內褲，為的是發洩的時候方便。（無語）除了開襠褲創意以外，他還突發奇想，命令在西園修建了一千間房屋，房屋門檻外就是水渠，渠水中種滿了蓮荷，（西遊記裡天上宮闕的描寫大約來自靈帝的靈感）

在這個恍如仙境的花園裡，他和宮女們都脫光衣服，嬉戲追逐，白晝宣淫，成為中國裸體運動的忠實實踐者，他還給這處花園賜名為“裸遊館”。另外，靈帝還非常愛財，尤其是喜歡存私房錢，大約在他的心裡認為：天下是你們的，也是我的，但終究是你們的，進到我錢包裡的才是我的。這樣花錢，又這樣愛財，總是感覺錢不夠用。和親信一合計，明碼標價賣官。這樣也是公平的，賣官得來的錢歸我皇帝，總比歸宦官或者大臣們好吧？

（想想孟達他爸，用10鬥葡萄酒給張讓就換來了個刺史，度量衡不統一，暗箱操作，既不公開又不公平。）比如說曹操老爸曹嵩就是花了一億買了個太尉。

您如果錢不夠也可以，先欠著，等你上任以後，再慢慢給皇帝。皇帝夠意思吧。此時的皇帝只恨天下的官職太少，僧多粥少，哪裡還任你鄉閭評議，察舉授官呢？

在這樣的情況下，察舉制度形同虛設，世風日下。《三國志，武帝紀》建安8年秋7月，曹操令就記載：“喪亂已來，十有五年，後生者不見仁義禮讓之風，吾甚傷之。”清議也日趨憤激，因為有才有德的人淪落下塵。

然而，好景不長，黃巾起義這股沙塵暴立刻沖垮了現存的政治結構，地方官員逃的逃，被殺的被殺。當危機真正到來的時候，尸位素餐的無能之輩會被自然淘汰掉。

於是，在曹操志在四方的時候，基層包括中央的稱職幹部就出現了及其短缺的現象。

曹操的幹部，在開始的時候主要來自自己的家鄉，包括同事、同學、好友、親屬。幹部選拔則主要透過相互推薦，介紹，曹操交談認可，比如荀彧就舉薦了荀攸、鍾繇、陳群等等。後來，征服的地方多了，又接納了敵方投降的人士。在曹操陣營中真正依靠清議招聘來的，可謂鳳毛麟角。

因為，當時只在平靜的荊州地區還殘存著一點文化氛圍，其他地方戰亂頻仍，人們上頓不接下頓，哪有閒情去清議人物呢？曹操的手下可謂來自五湖四海。這是因為曹操大氣。

前面說過曹操的用人令，這裡我想把它抄錄下來，讓大家切身感受到那種求賢若渴的精神：

《三國志》記載：建安十五年春，下令曰：“自古受命及中興之君，曷嘗不得賢人君子與之共治天下者乎！及其得賢也，曾不出閭巷，豈幸相遇哉？上之人不求之耳。今天下尚未定，此特求賢之急時也。‘孟公綽為趙、魏老則優，不可以為滕、薛大夫’。若必廉士而後可用，則齊桓其何以霸世！今天下得無有被褐懷玉而釣於渭濱者乎？又得無盜嫂受金而未遇無知者乎？二三子其佐我明揚仄陋，唯才是舉，吾得而用之。”

《三國志》記載：建安十九年十二月，令曰：“夫有行之士未必能進取，進取之士未必能有行也。陳平豈篤行，蘇秦豈守信邪？而陳平定漢業，蘇秦濟弱燕。由此言之，士有偏短，庸可廢乎！有司明思此義，則士無遺滯，官無廢業矣。”

《魏書》記載：建安二十二年秋八月，令曰：“昔伊摯、傅說出於賤人，管仲，桓公賊也，皆用之以興。蕭何、曹參，縣吏也，韓、陳平負汙辱之名，有見笑之恥，卒能成就王業，聲著千載。吳起貪將，殺妻自信，散金求官，母死不歸，然在魏，奏人不敢東向，在楚則三晉不敢南謀。今天下得無有至德之人放在民間，及果勇不顧，臨敵力戰；若文俗之吏，高才異質，或堪為將守；負汙辱之名，見笑之行，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國用兵之術：其各舉所知，勿有所遺。”

因此，《魏書》對曹操的評價：……知人善察，難眩以偽，拔于禁、樂進於行陳之間，取張遼、徐晃於亡虜之內，皆佐命立功，列為名將；其餘拔出細微，登為牧守者，不可勝數。

由此，使我想到了漢武帝。只把漢武帝自己寫的遠光元年問賢詔和元封5年求賢詔簡單對比一下，就能看出他們的共通之處了：

遠光元年問賢詔：“朕聞昔在唐、虞，畫像而民不犯，日月所燭，莫不率俾。周之成、康，刑錯不用，德及鳥獸，教通四海，海外肅慎，北發渠搜，氐羌徠服；星辰不孛，日月不蝕，山陵不崩，川穀不塞；麟、鳳在郊藪，河、洛出圖書。嗚乎，何施而臻此與！今朕獲奉宗廟，夙興以求，夜寐以思，若涉淵水，未知所濟。猗與偉與！何行而可以章先帝之洪業休德，上參堯、舜，下配三王！朕之不敏，不能遠德，此子大夫之所睹聞也，賢良明於古今王事之體，受策察問，鹹以書對，著之於篇，朕親覽焉。”

元封5年求賢詔：“蓋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故馬或奔踶而致千里，士或有負俗之累而立功名。夫泛駕之馬，跅（tuò）弛之士，亦在御之而已。其令州郡：察吏民有茂才異等可為將相及使絕國者。”

意思是：“大概有異乎尋常的事業，一定要依靠不同一般的人才能完成。因此，有的千里馬飛速賓士而卻能日行千里，有些有本事的人揹著世俗譏議的包袱，卻能建立功名。難於駕馭的馬，放縱不羈的人才，只不過在於人們如何駕馭、如何使用他們罷了。命令州郡長官考察並向上推薦當地官民中具有超等傑出的才能、可以作為將相以及能出使極遠國家的人。”

對比曹操的令和漢武帝的詔，充盈著求賢若渴的精神，千載以下，讀之令人蕩氣迴腸，看到這樣的君主，誰不願意傾心效力呢？以後中國的君主還有這樣的氣魄嗎？少之又少！

之所以說這麼多，是因為，真正做到“不拘一格”實在是難上加難。姑且不說那是在古代，也姑且不說在實際操作中，因為利益關係相互大臣之間有很多的掣肘，即使在當今，即使是你我身處其外，與當事人毫無厲害關係，當我們看到一個有才能但是有種種叫人噁心的陋習的人才的時候，我們也會有意無意地不用——由此更能看出漢武帝和曹操的偉大。

曹操的手下偏偏是五花八門，有賈詡（來自張秀）、有辛仳（來自袁紹）、有陳登（來自呂布）等等，數不勝數。甚至還能包容狂人禰衡。有人說曹操把禰衡送給劉表是借刀殺人，我不太認可，因為那是以結果論的，回過頭來說，即使曹操把他殺了又該如何？

您是君主，能容忍一個部下在釣魚臺的國宴上當著外賓徐徐站起來，玩個脫衣秀嗎？這種不拘一格的求賢，給曹操帶來了大量的幹部，不少充實到了基層，使曹魏的工作效率有了很大的提高。

但是，隨之而來的問題是：良莠不齊。有的是徒有虛名，有的只有文才，沒有經論事務的才能；有的品質有問題，（有傷風化的曹操一般能允許，但是不少是不忠心，或者貪汙受賄等等）逐漸的，曹操也發現了這一問題，因此，他在《論吏士行能令》中，提出了“治平尚德行，有事尚功能”的人才方針，用人政策也開始向德才並舉轉化。

作為名動四海的全國精神文明楷模之孫、現為組織部門負責人的陳群，在選人的時候自然而然的會最看重人的人品，這真也無可厚非。

幾乎沒有人質疑這句話：得民心者得天下。我也不否認這句話的價值，但是我想說的是另外一句很相似的話：得人才者得天下。

《三國志荀彧傳》中荀彧就曾對曹操說過：“古之成敗者，誠有其才，雖弱必強；苟非其人，雖強易弱，劉、項之存亡，足以觀矣。”

考察古代之所以成功失敗的原因：確實有人才，那麼即使開始是弱小的，那麼終究也能變強；如果沒有才能，即使開始強大，以後也會變得弱小，劉邦和項羽就是很好的例子。

很少有人明目張膽地否認人才對於一個國家、一個政權的重要性。但是，古往今來，卻只有偉大的、以創立功業為己任的君主能夠善於發現人才、重用人才，並且把來自五湖四海的人才變成自己的忠實僕人，成為狹隘意義上的“私人”——對自己忠心耿耿；而平庸的君主只知道任用私人——表面意義上自己的舊交，不知道廣泛地選擇人才，使大量的人才與世沉浮，默默無聞，出現的不少實際問題而沒有良策予以解決，更有甚者朝廷之上文恬武嬉，國家終於逐漸衰落，乃至滅亡。強盛的國家國國相似，滅亡的國家各個不同。嘿……可是，即使是有為的君主在選拔人才的時候也是有不同的方法。曹操是一個“陽光”的人，（在我看來，起碼比劉備陽光，看曹操那篇作於210年的著名的《讓縣自明本志令》，直抒胸臆，光明磊落，字字真摯；而好像還從未看到劉備自己寫的什麼類似日記或者回憶錄什麼的，只看到他總哭？）

曹操他在使用人才上，很多時候感覺他全憑直覺和印象。比如《魏書》上說曹操：“知人善察，難眩以偽，拔于禁、樂進於行陳之間，取張遼、徐晃於亡虜之內，皆佐命立功，列為名將；其餘拔出細微，登為牧守者，不可勝數。”

當政二十多年中，用人“決於胸臆”﹑“各引其類”的情況大量存在，由於這種選拔人才的偶然性，也會造成一些失誤，比如，對於禁，曹操晚年就很痛惜；還有根據《三國志，陳群傳》記載：建安三年（公元198年）當時有人向曹操引薦樂安人王模、下邳人周逵，曹操均召而用之。陳群向曹操力言不可，主要是以為王模、周逵二人德穢行劣，最終必然壞事，曹操不聽。結果王週二人果然貪鄙犯事受誅，曹操方信陳群之言，並向陳群承認錯失。

從這件事情上看，當時投入曹門的也是泥沙俱下，魚目混雜。而陳群作為組織部門的主管，一直認為應該把人才的品行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這在當時有著及其重要的意義：試想在動盪年月裡，更是需要人的忠貞，（板蕩識忠臣嘛）既要忠誠於首腦，更要愛護百姓，如果才高八斗，卻時有反心，用這種人那玩笑不是開大了？

魏國作為國家建立以後，再靠大臣們的相互舉薦的話，就肯定會產生“朋黨”“門生”的大臣集團，從而危害皇權；而在當時世風日下，利用鄉閭評議，還是擺脫不了當朝大臣的影響和左右，甚至有可能操縱選舉；並且各處鄉黨評價標準也不統一、考核質量也參差不齊、工作的主動性也各不相同。

因此，有必要在政府部門設立公正的統一標準的選人評價機構，推動選拔工作的開展，因此，這個機構的生命和靈魂就是——中正。（陳群當時肯定也沒有想到以後這個名稱會變得並不符實）陳群提出這個建議的契機是在黃初元年。當時，曹丕剛剛繼位。

小人曹丕（說他小人，一點都不冤枉他，漢朝以孝道治天下，漢朝的君主名號前面都是有一個“孝”字的，而繼承漢朝衣缽的曹丕卻對他老媽很不好，以至於老媽把他罵為“狗不啃”的人；“孝”（尊老）和“悌”（愛弟兄）是相互聯絡的，再看看他對他的兄弟們是啥樣？

看到老爸死了，自己坐上了夢寐已久的位置，竟然高興地情不自禁，摟著辛毗的脖子，對老頭笑嘻嘻的說：看，我真成功啦！忽忽！！叫所有的人都瞠目結舌。）

小人親暱的一定也是小人，小人得志，就露出了小人之心，曹丕身邊的小人們爭先恐後地建議曹丕您一定要任用自己身邊的人，別人一個不用！這時候，司馬懿的弟弟司馬孚（也是東宮的人）說了句公道話：你剛剛繼位，應該任用海內英賢，怎麼能借此機會光我們相互薦引呢？怎麼樣把鄉閭評議與朝廷選拔有機的結合起來？堅持德才兼備，不計門第呢？陳群沒有象司馬孚那樣直言相諫，而是拿出了一套辦法，那就是後來人們稱作九品中正制或者九品官人制的制度：各州設大中正，各郡設中正，中正本身一般為九品中的二品即上品。

郡中正初由各郡長官推選，晉時改由州中正薦舉，中正由司徒府任命。中正根據文化人的家世﹑道德、才能作出高下的品定，稱為“品”。品共分為九等，即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但大類卻只有上品和下品兩種說法。一品無人能得，形同虛設，故二品實為最高品。三品西晉初尚可算高品(上品)，以後降為卑品(下品)。

其中對道德和才能作出的評語，叫“狀”，直接影響到被評人的前途和命運。重要人物中正親自評議，一般人物由中正的下屬評議。

中正評議結果上交司徒府複核批准，然後送吏部作為選官的直接根據：將被評人的所獲品級與即將授予的官職品級對應，高的做官起點也高，反之，也低。

中正評議人物三年一調整，三年內表現好的，隨時升品，官職也隨之晉升，反之，黜降。同時，中正的評價一錘定音，不允許更改，具有很高的權威。

雖然九品中正制規範了選拔人才工作，但是，身為累世大官之後的陳群，他在德才以外又加上家世，不能說他是公正無私的。當時士族與庶族之間等級森嚴，輿服有別，彼此不通婚、不共坐，作為士族之後的陳群，一定對於那些個曹操選拔出來的庶族們古怪的行為，不懂規矩的做法早有意見了吧？

過去曾經的既得利益者總會對失去的特權和利益耿耿於懷，充滿失落吧。因此，制定這一制度本身就包含著壓制庶族的味道吧。也許，在他的心中，各個階層按部就班，各行其道，天下就穩定和諧了吧？

不過話說回來，存在即合理，任何制度和政策，都是根據當時的那個時代背景，進行編碼的，起碼適應當時的社會生產關係和生產力，雖然我們作為後世者，抨擊詬病九品中正制度，殘酷的現實確實，它確實歷史潮流的抉擇，它選擇了歷史，歷史也選擇了它。

在當時的生產力以及生產關係下，我們所謂的隋唐三省六部制度，以及明朝的內閣制度，再到如今的人民民主制度，雖然優秀，但是卻不符合那個時代，也註定被歷史所拋棄，歷史的選擇是，選擇了一個我們認為問題巨大，但是適合那個時代的產物。

君不見王莽嗎，王莽改革的許多制度，放到當今社會，也有先進性，但是卻不符合那個時代的潮流和發展現實，所以王莽被歷史所拋棄，歷史選擇了光武帝劉秀，進行修正。

而太宗宣武帝袁熙面臨的問題，也是如此，有些事不是人力可為，它需要時間的，所以太宗宣武帝袁熙，能做的就是把九品中正制最佳化到極致，就像光武帝劉秀一樣，將原有制度進行高度最佳化，而不失徹底推翻。

而太宗宣武帝袁熙的努力，道也沒有白費，到了大晉王朝建國兩百年後，也就是公元400多年，憲宗道武帝袁純，中興大晉並繼承了太宗宣武帝袁熙的意志，一手建立了三省六部制度的雛形，比原先歷史早了兩百年。

看到了吧，歷史總是在遵循漸進式地，呈螺旋式發展的，袁家的大晉王朝，用了兩百年的時間才從被太宗宣武帝袁熙，高度最佳化的九品中正制度中，演化出三省六部制度。

所以有些制度和政策是需要時間的，需要適應那個時代，適應當時的生產關係，滴水穿石，非一日之功也。

而且太宗宣武帝袁熙，為了進一步最佳化九品中正制度，採納了老師張紘的臨終之策，也就是遷都，用遷都來降低世家大族對大晉王朝的掣肘，這就是為何隋煬帝為何屢屢巡行，遷都洛陽的原因了，隋煬帝和太宗宣武帝袁熙一樣，他是為了拜託關隴集團的限制，不過操之過急，被聯合絞殺了。

而太宗宣武帝袁熙，之所以成功了，是因為他和太宗皇帝李世民一樣。天下百分之六七十都是自己發下來的，天下誰敢動其虎鬚。

在太宗宣武帝袁熙赫赫威名，以及軟硬兼施下，才勉強將九品中正制度高度最佳化，也殊為不易，不過功不必在己，有些事也不是一代人就能完成的事，從太宗宣武帝袁熙，到憲宗道武帝袁純這兩百年時間裡。

經過袁家歷代皇帝的共同努力，才完成了這一偉大制度的變革，真是艱辛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