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6章案中案（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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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初，馬弘文對王元鵝的“自殺”持有較深的懷疑態度。

在他看來，一個人要自殺，就和要去殺別人一樣，必須得有充足的“作案動機”。屍檢報告只能作一參考，是重要證據，但並不能真正為王元鵝的死定性。

屍檢報告是根據現場環境和王元鵝的屍體特徵得出的結論。在馬弘文眼裡，這些東西都可以透過人為佈置，最終讓警方“鑑定得出”這一結論。線索和屍體是會“說話”的，但在高明的“犯罪大師”的有意佈置下，有時候也會“說假話”。

在屍檢報告的基礎上，如果同時還能找出“自殺動機”，那麼王元鵝的死才能真正被定性。

因此，屍檢報告出來前後，馬弘文一直在就王元鵝的社會關係進行緊鑼密鼓的調查，試圖找出他的“自殺動機”，或者說是在調查瞭解他有無“被殺”的事端或可能性。

經深入調查，王元鵝服用的三唑侖超出醫院配給分量的部分，系他本人透過張培從黑市上購買。張培就是電視臺派出居中聯絡、照顧王元鵝的人。

張培是王元鵝上吊前接觸最多的人，也是最後一個和王元鵝有聯絡的人，更是現場的第一發現人。王元鵝如果是他殺，張培毫無疑問就是首要嫌疑人，更是著重調查的首要物件。

從儲存的影像檔案來看，張培瘦巴巴的，王元鵝的死讓他深受打擊，顯得精神萎靡，臉色蒼白，看起來就像個吸食毒品的“粉子鬼”。

“為什麼要幫王元鵝從藥販子手裡購買三唑侖？”馬弘文的小眼睛一直盯著張培，在得知王元鵝是透過他非法購買的三唑侖後，開門見山地問出了第一個疑問。

張培一直懷疑對面坐著的那名矮矮胖胖的警察在閉著眼睛打瞌睡，直到對方開口發問，才確定那人應該是睜著眼的。

王元鵝死後，這並不是張培第一次被警方問話。但之前找他問話的並不是馬弘文，而是其他人，問的問題也基本集中在王元鵝死的當天夜裡他在哪裡、在做什麼、有無不在場的人證物證等。張培都一五一十的老實交代，經核實後基本被排除了嫌疑。

但王元鵝透過張培購買了三唑侖這一事實被警方挖掘出來之後，他又重新成了被懷疑的重點物件。

高明的謀殺案作案人，作案時不一定非得在案發現場。

比如投毒謀殺，作案人只要掌握被害人的作息時間和生活規律，完全可以事先將毒藥溶入被害人飲用的食物、水源中。

再比如，一些“教唆自殺”案中，作案人利用被害人受挫、情緒悲觀等特有條件，透過對其進行Pua或洗腦等方式，灌輸“自殺就是解脫”“死了就一了百了”等消極思想，最終教唆推動受害人“自殺”。

毫無疑問，張培對王元鵝的個人情況、情緒狀況都掌握得比較清楚，同王元鵝的聯絡和接觸的時間較長，並且極為密切，完全具備“教唆他人自殺”進而“幫助自殺”的犯罪條件。

如果王元鵝的死是“他殺”，並且張培就是“真兇”，那麼毫無疑問，張培就是一名高明的“犯罪大師“。

同時，由於對張培在這方面的懷疑缺乏實質性的證據，只能從他的口供中謀求突破。

基於這樣的考慮和認識，當時初任刑偵支隊副支隊長的馬弘文決定親自會一會張培。

在重新傳喚張培後，馬弘文有意將他單獨晾在審訊室裡相當長一段時間後，才珊珊出現。

將嫌疑人晾在審訊室不聞不問，結合室內壓抑的空間，讓嫌疑人摸不準警方的態度，從而產生忐忑焦慮的情緒。這是對付嫌疑人的常用審訊技巧。

馬弘文出現後一言不發地坐了許久，才開始問話。他的一對眼睛實在太小，這就導致出現了先前的那一幕，讓張培懷疑眼前的馬弘文在審訊時，是不是睡著了。

面對馬弘文的質問，張培打起精神，說：“他說醫院開的太少了，不夠吃。”

“三唑侖是處方藥，一旦過量會產生什麼樣的效果，醫院向王元鵝解釋過，也是因為這個原因，醫院才會定量開具。我們瞭解過，這方面的情況，醫院也向你叮囑過。所以，我問的是，你明知道三唑侖過量會產生哪些危害，卻為什麼還要幫他非法購買？”馬弘文繼續逼問。

張培嚥了口口水，看起來有些緊張，答非所問地說道：“你們當時在王元鵝家裡就做過搜查，他家沒有外人進入的痕跡，也沒有與人搏鬥的痕跡，為什麼現在還要懷疑我？”

“假如王元鵝為他殺，在他服用大量三唑侖後，再將他掛在繩子上，製造‘上吊’的假象，事後再將現場有外人出入的痕跡抹除。只要是熟人作案，就能做到這一點。你就是和他很熟的人。”

馬弘文並未一本正經地說出自己真實的懷疑，而是擺出一副十分認真的嘴臉，在信口胡扯。

他嘴裡說的這個懷疑並非毫無可能，但張培在當天夜裡有確切的不在場的證據。換言之，就算是熟人作案，但張培的不在場的證據足以讓他在這一作案可能性上被排除嫌疑。

馬弘文之所以這樣說，是想看看眼前的張培在目前這個狀況下，是不是還保持著冷靜和清晰的邏輯分析、判斷能力。

“而且，我剛才也說過，你在明知三唑侖過量服用會產生哪些副作用的前提下，仍然為他非法購買。這再次說明你作為王元鵝的熟人，具備很大的作案嫌疑。”馬弘文半真半假的補充道。

“我殺了他……能有什麼好處。我就是擔心他跑出醫院，過多的拋頭露面，會被人……被人發現，他沒有感染HIV病毒的事也會被人挖出來。所以，才會答應想辦法，多搞些三唑侖給他。”

王元鵝並未感染HIV病毒的情況，馬弘文已經透過調查掌握得一清二楚。

在弄清王元鵝這個“抗艾鬥士”是個西貝貨後，警方才摸清王元鵝服用過量的三唑侖的來源，這才有了馬弘文親自對張培的這次問話。

張培此時的表現讓馬弘文頗為滿意。他不但說話開始結巴，而且沒有強調自己當天夜裡有不在場證據這一關鍵點，卻被牽著鼻子走，圍繞著為什麼要給王元鵝非法購買三唑侖這個問題，再次進行了一番自作聰明的辯解。

這說明張培已經失去了冷靜和準確的判斷力。

但張培至始至終都在迴避馬弘文的核心疑問，即：明知三唑侖過量服用會產生毒品的效用，卻為什麼還要給王元鵝非法購買。

這讓馬弘文不敢掉以輕心。敏感多疑的馬弘文，又開始懷疑眼前的張培是在扮豬吃老虎。

狡猾的馬弘文擺出一副漫不經心的樣子，說道：“你們鬧了個大烏龍，親手炮製了一個無中生有的‘抗艾鬥士’。事情發展到這一步，你們突然發現，已經沒法出面糾正這個錯誤。”

“但是王元鵝如果突然死了就不一樣。你們同所有社會組織、民營企業敲定的舉辦各種活動的計劃，由於他的突然死亡而導致的終止，你們不需要負任何責任，經濟上不會受到任何損失。”

“至於被你們包裝出來的象徵著不屈不撓、生生不息的王元鵝，最終卻以自殺收場，這麼諷刺的結局，當然會迎來社會大眾的詬病。”

“但這種詬病同錢比起來，算得了什麼？”

“再說，你們明知王元鵝並不是艾滋病患者，卻仍舊以此為噱頭，在騙取社會同情和收視率。這一令人噁心的行為，如果繼續發展下去，早晚會東窗事發。屆時，你們面臨的尷尬境地比眼前這所謂的詬病要嚴重得多。這一點，你們心知肚明。”

“在發現王元鵝並未感染HIV病毒時，如果及時終止錯誤，或許一切都還來得及。但是，你們慫了，你們沒有足夠的勇氣去直面自己犯下的錯誤，更擔心經濟利益受損。所以，你們選擇了讓這個錯誤繼續發展下去。”

“直到現在一發不可收拾，你們突然意識到王元鵝如果突然死了，應該才是解決這一問題的最佳辦法。”

“但王元鵝肯定不能被謀殺。相較於被謀殺而產生的軒然大波，王元鵝‘自殺’雖然會有一定的負面效果，卻是終止目前這一死局的最佳辦法，也是你們最理想、最想要的結果。”

話鋒一轉，馬弘文言辭嚴厲地繼續說道：“我聽說，你們要王元鵝每天背誦各種亂七八糟的演講稿，還不准他下床活動，搞得他痛不欲生，每夜失眠。也是因為這樣，醫院才會給他開具三唑侖助眠。”

“我在想，你們為什麼要這樣折騰王元鵝，真像你們說的那樣，是為了讓他在各種講話中顯得更接地氣？還是說，你們是有意為之，故意給他製造這種身體上、腦力上的壓力？”

“明明沒有感染艾滋病毒，卻要扮演所謂的‘抗艾鬥士’。我認為，這一點不僅讓你們感到越來越沒法收場，肯定也讓王元鵝寢食難安，這也應該是讓他真正痛不欲生的最大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