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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曲阜的儒生,大部分還是過著清心寡慾,自我修為的朝聖生活,可也不乏一些逃避現實的官二代,官三代這裡隱居,還有一些曾受到朝廷排斥或又是犯官子女在這裡避世的… … 。所以自洪武起、經歷了建文、永樂、洪熙、宣德、正統、天順、景泰直到現在的成化,明朝的文人已經沒有了進取的精神。只能修身養性了,因為從洪武起明朝就失去了表達與探索的精神,整一個社會風氣也變得十分低迷,而這些全都是拜當時盛行的文字獄所賜。

到了成化年,朱見深對這方面有所寬宥才使的陳獻章、湛若水、王陽明這些理學大家隨後興起,到了正德、嘉靖時也不得不回家種田、教書育人了。可也比洪武時期動不動就砍腦袋強,明朝中後期,各種新興的思想層出不窮,讓人目不暇接。但是當時明朝的做法卻是在極力打壓著這類新思想的誕生。甚至為了防範這種“離經叛道”情況的出現,八股文,臺閣體這些無疑是把考生那尚才萌芽的先進思想扼殺在了搖籃之中。

但是相比於朱元璋在位期間的明朝初期,明朝中期文字獄的情況有所好轉,但也僅僅是相較於初期而言。

文字獄自古有之,可以說是屢見不鮮,光所能想到的就不知凡幾:秦始皇時期的焚書坑儒,北宋時期改變蘇軾一生命運的烏臺詩案等等。

雖然每個朝代或多或少都有文字獄的案件產生,但是歷史上文字獄最為盛行的時代還是明清時期。

明朝的文字獄其型別更偏向于禁錮思想,扼制新興觀點的產生。而不是清朝時期的“反清復明”,這無疑極大阻礙了明朝時期的文學程序。

兩漢有雄渾瑰麗的漢賦、唐朝有華美璀璨的唐詩、兩宋則有婉約清麗的宋詞,連蒙元也有獨樹一幟的元曲,它們都可以稱之為“一代之文學”,無論漢賦唐詩、還是宋詞元曲,都留下了無數輝映千古的名篇,也產生了眾多讓後世仰望的大詩人、大文豪,他們的名字讓千載後的我們仍然為之自豪。不過到了大明朝就出現了尷尬的狀況,它二百六十多年的歷史上竟然很難找出足以匹敵前人的詩壇巨匠來。

明朝時期創作的佳作只是暗淡的星光,寥寥無幾,因此,明清時代便鮮少出現內容新穎有獨到見解的作品,取而代之的是千篇一律呆板無比的八股文,更別說詩詞了。

朱元璋曾多次因為一些詩詞歌賦中所帶的禁忌字眼而變得雷霆大怒,甚至還會對作者施以極刑。比如杭州府學的教授徐一夔曾在自己的作品中寫出“光天之下,天生聖人,為世作則”的詞句,短短的一句話中出現了兩個朱元璋所不喜的字眼,結果被斬首。比如翰林學士高啟,他被後世稱為明朝最偉大的詩人之一,由此可見他的歷史地位著實不容小覷。可就是這樣一位詩人,他只是按照個人喜好作了一首內容有“龍盤虎踞”的字樣的詩,就受到朱元璋的猜忌被斬首。又比如錢宰,只是在家自娛自樂發了一點上班太早的牢騷,也難逃朱元璋的眼線。第二天上朝時就被朱元璋點名說詩作得不錯,就是有個字出現了問題,嚇得錢宰當場跪地求饒。到了洪武后期,朱元璋手上便沾染了太多文人的血液。而他也不負眾望,成為了歷史上殺死文人最多的皇帝。

其中有名的案件有二十起,這其中包括但不限於浙江府學教授林元亮所做內容中出現“作則垂憲”被誅、北平府學訓導趙伯寧所作內容中出現“垂子孫而作則”被誅、福州府學訓導林博璟所作內容中出現“儀則天下”被誅等等… … 。

朱元璋在當時這一系列操作,直接將明朝時期學子想要入朝為官的積極性降到了最低。那些正統的儒生不願入朝為官害怕朝不保夕禍及己身。因此新鮮血液不願意入朝為官,已經在朝堂之上摸爬滾打過數年的老臣也產生了辭官隱居的想法。

從先秦開始的詩歌傳統源遠流長,對任何一個古代文人來說,作一首勉強能通的詩是基本功,文人之間的唱和酬酢也是以詩歌為主,不少詩詞名篇都是即興應景而作,可有明一代,這樣體現真性情又有極高藝術價值的作品卻幾乎沒有。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很複雜,最主要的是八股取士制度的影響、黨爭和文字獄的威懾、整體學術氛圍的低迷等。

“噤若寒蟬”便是當時文人最真實的寫照了,因此不確定自己是不是會因為一句無心之失,受到皇帝的猜忌最後丟掉了性命。剩下的不敢辭官也不敢忤逆皇權淫威的官員,也喪失了自己初入仕途的野心與抱負,無所作為。

所以也別怪“三楊”時期,只知道歌舞昇平,也不能怪當今紙糊三閣老,泥朔六尚書了,整個文壇一團死氣,直接影響到了朝堂官員的素質和文學功底,像商輅這樣的人物也不得不回家種田。

以八股文為科舉文字的標準體裁、以朱熹對儒家經典的註釋為出題標準,這是明太祖朱元璋對沿襲數百年的科舉制度最重大的變革。這種變革對朝廷來說自然是有利的,相當於強制性的統一了天下儒生的思想、而八股文這樣的題材也確實帶來了審卷和評定舉子文章優劣的便利。但其後果就是讓舉子們禁錮於朱子的學術體系中,寫起文章來也習慣性的按照八股文的框架,在螺螄殼裡做道場,文辭拘謹、一板一眼,再也沒有了唐宋文人的靈氣。

明朝的文字獄,黨爭對文壇產生了極大的壓制。明初剛剛統一時,國勢強盛、政治清明,像高啟等人的詩歌還多有盛世氣象,在朱元璋掀起對名將勳臣的連番大獄後,又屢屢藉口文人詩文犯禁,族殺了不少文臣,從此詩壇就日益死氣沉沉了。而成祖朱棣是有心打造文教盛世的,可是得位不正,文人們擔心詩文犯忌,也不敢放肆著作,在嘉靖時期,道教興盛,皇帝痴迷寫青詞,到了仁宣之後,明朝國勢江河日下,詩壇就更加萎靡不振了。

章子俊起先認為只要有了功名,就不受人欺負,為了過上自由的生活,拼命讀書,拼命考取功名,想方設法作弊,可不知道考取了功名就是朝廷的人了,就像步入到了一個公司的可選人材庫中,等待選派。當進入到上層領導的位置後,才發覺事情沒有想像中的逍遙自在,提防的地方實在太多,動不動就會小命不保,而且還會影響到家人後代,內心惶惶然不可終日之下造槍,尋找一點自我安慰,如果皇帝真要殺你,造幾支火藥槍有用嗎?除非能造機關槍,還要有無限的彈藥,最好造架能裝下全家人的大飛機,可是這個世界又能去哪裡?佔山為王?移居海外不毛之地?佔一個小島?這樣的結局其實是很悲慘的。

章子俊說的夠多了,如果再說下去對自己不一定好,還是勉勵為主,所以章子俊就借用三國時期的諸葛亮《誡子書》做總結說道:“夫君子之行,靜以修身,儉以養德。非淡泊無以明志,非寧靜無以致遠。夫學須靜也,才須學也,非學無以廣才,非志無以成學。淫慢則不能勵精,險躁則不能治性。年與時馳,意與日去,遂成枯落,多不接世,悲守窮廬,將復何及!”

意思是有道德修養的人,依靠內心安靜來修養身心,以儉樸節約財物來培養自己高尚的品德。不恬靜寡慾無法明確志向,不排除外來干擾無法達到遠大目標。學習必須靜心專一,而才幹來自勤奮學習。如果不學習就無法增長自己的才幹,不明確志向就不能在學習上獲得成就。縱慾放蕩、消極怠慢就不能勉勵心志使精神振作,冒險草率、急躁不安就不能修養性情。年華隨時光而飛馳,意志隨歲月逐漸消逝。最終枯敗零落,大多不接觸世事、不為社會所用,只能悲哀地困守在自己窮困的破舍裡,到時悔恨又怎麼來得及?

嗯,嗯,那個,那個知縣大人啊,容在下更衣,又對著孔聞訥施一禮,章子俊在此時說“更衣”就是尿急,要上廁所的意思,這個時候再不開溜,接下去就無法脫身了。因為章子俊很怕自己會闖禍,在聖人之地禍從口出,殃及家人。

章子俊走出孔廟府學後,真有點逃出山門野和尚的感覺,如果再跟這幫人撕扯下去,就回不了廬州了。因為廬州家中有三位夫人為自己生孩子,也不知道怎樣了,實在很不放心,想到這裡歸心似箭了。就讓陳獻章去跟這些人扳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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