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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中性男子可不是明朝才有,魏晉興起,大宋光大,大明繼承,男人塗脂抹粉,薰香剃面、褒衣薄帶,頭上插花的比比皆是,這些人都有著相當不錯的家境,都是站在家學淵源的基礎上取得了一定的社會聲望。

整天喝酒服散放歌,到後來這些高雅的文藝都玩膩了,變成明朝版石崇和王愷鬥富的故事。

說是晉武帝時期,石崇和王愷鬥富,兩人都用盡最鮮豔華麗的東西用來裝飾車馬、服裝。晉武帝是王愷的外甥,常常幫助王愷。他曾經把一棵二尺來高的珊瑚樹送給王愷,這棵珊瑚樹枝條繁茂,世上很少有和它相當的。王愷把珊瑚樹拿來給石崇看,石崇看後,隨手拿鐵如意敲它,馬上就打碎了。王愷既惋惜,又認為石崇是妒忌自己的寶物,說話時聲音和臉色都非常嚴厲。大要大吵一通的架勢,而石崇輕描淡寫說:“不值得發怒,現在就賠給你。”於是就叫手下的人把家裡的珊瑚樹全都拿出來,三尺、四尺高的,樹幹、枝條舉世無雙,光彩奪目的有六七棵;像王愷那樣的就更多了。王愷自感失落。

一句“未若柳絮因風起”,東晉才女謝道韞的巧思才情走進了無數人的心中。從中也得以管中窺豹見得《世說新語》是不同於正史的閒情故事,名士風流。而在這部“名士底教科書”的德行雅量,品藻容止背後,古人對服藥的痴迷或許是這驚才絕豔,不可一世時代的黑暗腳註。

五石散的雛形源自於東漢張仲景,在其《金匱要略》中已經得見。而何晏對張仲景的藥方進行了改進和調整,為己所用。並且在他之後,吃藥之風開始濫觴起來。

在陳壽的《三國志》載:?“(何)晏尚主,又好色……晏性自喜,動靜粉白不去手,行步顧影。從這裡可以看出何燕好色,而且頗為自戀。而五石散恰恰有補身壯陽,美容增白的功效,這恰恰符合何晏的要求。

當何晏耽於情色,忙於享樂,而導致體虛乏力,便想著求藥,從古書上看了這方子,加以調整,作用於自己身上,覺得頗有療效,便常以為之。何晏是當時名士,有學問,善言談。在《魏氏春秋》日:“晏少有異才,善談《易》、《老》。而其出生也頗有來頭,是漢末豪門大族,朝廷顯要何進的孫子。何晏顯赫的身世決定了他無論做什麼都會被受人的關注,而其又善於清談,姿容甚美,更容易讓人相信他所說的。啊,這就是名人效應啊。

接著王弼、夏侯玄兩人效之,這兩人也是當時名士。所謂“三人成虎”,即使服用五石散有著極強的副作用,一不留神便會渾身發熱而死,但有了他們三人帶頭,當時的貴族名士們都趨之若鶩。一個人的行為發展成全階級,乃至全民性的行為,光靠“名人效應“還遠遠不夠,全社會風尚的背後必然會有著深刻的社會根源和時代背景。

三國時期的各路豪傑形成詭譎波瀾的局勢,那種動盪感和不安感深深刻進了晉人的血液裡,禮崩樂壞,傳統儒家所提倡的秩序和和諧顯然已經不復存在。主動地標榜自我的名士們都很難得到善終。有名節清醒的人都已死去,而活著的人只能痛飲狂飲,藉此來麻痺自己。服用五石散後,後出現感官增強、精神興奮、飄飄欲仙的感覺,產生類似吸毒的快感。古人並不知曉這種快感其實是中毒的表現,錯把服散後的體驗當作成仙的前兆。對於在黑暗時代裡,說錯一句話就會引來殺身之禍的晉人,這種暫時的放縱,一時的愉悅足以令他們迷戀不已。

服散後若不及時“行散”則會喪命,這恐怕也是五石散最大的毒副作用。“行散”的具體步驟可分為浴冷水、食冷飯、飲熱酒,也叫做“散發”,但經常還需著薄衣散步,故名“行散”。

著薄衣,更能凸顯身體線條;著寬衣,則需要骨相好的人才能撐的起來。

食冷飯、浴冷水卻偏偏需要飲用熱酒,暖酒入場,醉意入四肢百骸,再“行散至城東”。如此一來,所有的風雅都成為了可能,彷彿行走於天地之間,物我和一,綽約若仙子,凌然若神人。

哇塞,在孔廟之地,才子遍地,名士輩出。人們行為放曠,飲酒、服藥、敷粉、著奇服、裸身,以求從對身體的修飾中得到對精神的安置,在個體存在中達到永恒生命的不朽。

五石散由赤石脂、白石英、紫石英、石硫黃、鍾乳五石所制。 古代醫學家孫思邈在其《千金翼方》中說:“更生散,治男子女人宿疾虛羸、胸肋遞滿、手足煩熱、四肢不仁、飲食損少、身體疾病、年寒乍熱,極者著床四、五十年,服眾藥不瘥。此治萬病,無不愈者" ,五石散能治病。受道教煉丹養生思想的影響,古人相信石藥勝於草、木藥,認為於草、木可腐,而金石形質長久不變,認為以服腐物而求不腐當然是不可能的。

而在治病健體之上,五石散漸漸地被人們給予了延年益壽,養生成仙的神奇功效。《神農本草經》就把五石散中的白石英、紫石英、石鐘乳、赤石脂列為上品之藥。《抱朴子內篇·仙藥》說“上藥令人身安命延”。

所以能服五石散的人,家境非富即貴,一般人家還真服不起。

章子俊想溜,礙於陳獻章的面子,走也不是,不走也不是,

把陳獻章拉到一旁說道:“公甫,觀這些儒生當中,有頭插花,面敷粉者,難道要跟這些人探究理學?可以說這些人讀書如何明理也搞不清楚,表面上學著儒家禮儀的動作,一步不差地做好,實則在自欺欺人,如果讓其背誦《大學》篇,會一字不差地背給你聽,可只是流於行,當不的真。公甫就在這裡討教,我沒這個雅興,還是回船上看書實在些。”

陳獻章一聽急了說道:“這可怎麼行,如敬一走了,先不說這幫儒生,李敏軒及孔府中的幾位私塾教授會怎麼看,要不這樣,一會在經辨時,敬一自己看,不開口,不表態可以吧。”

哎,這位陳獻章為了推崇心學,也是忍辱負重了,誓要把當今理學轉變成心學為之努力著。章子俊也不好駁人家面子。介面說道:“那就省力一點,就讓這些人說說《大學》七篇吧。”

隨著一陣的騷動,李敏軒帶著一群人走了進來,同來的還有好幾位德高望重,孔府中的五經博士,孔府中有許多官員及縣令,這些官員都是世襲。

天下州縣皆用流官,唯獨曲阜用孔氏世職知縣,其目的是:為聖人子孫不使他人統攝。世職知縣由衍聖公保舉德行兼優者授此職,五年任滿,照例升轉。

“自唐鹹通中,以孔續為本縣令,自此世用孔氏。中間亦或建議不用旋復仍舊,歷五代、宋、金、元、明及於國朝,八百餘年。”

唐鹹通七年(866年)始以孔子四十代孫孔續任曲阜縣令,後唐又命文宣公兼任。北宋年間,時以文宣公兼任,時以孔氏子孫出任,有時還不準孔氏出任。

至道三年(997年)始命文宣公孔延世兼任曲阜知縣,天禧二年命孔聖佑、寶元二年命孔宗願以文宣公兼任,大中祥符二年(1009年)始命四十四代孫孔勖以太常寺博士知曲阜縣事。皇祐三年(1051年)下詔重申以孔氏任知縣,“國朝以來,世以孔氏子孫充選”。

治平元年(1064年)詔命不得以孔氏為曲阜知縣,“京東提刑王綱乞慎長民之官,詔勿以孔氏知仙源縣”,崇寧三年(1104年)又命孔子之後常使一人在曲阜為官,任知縣或縣丞,不許別行差佔,成為世襲。

貞祐二年(1214年),蒙古兵南下,五十一代衍聖公孔元措被召赴金都汴京,臨行委族兄孔元用代攝孔廟祀事。蒙古太祖十三年(1218年)任孔元用為曲阜縣尹,二十一年命孔元用隨徵益都,以其子孔之全出任曲阜尹。

太宗五年(1233年),蒙古兵攻汴京,命孔元措回曲阜襲封衍聖公,孔元措因孔之全父子保全林廟有功,將曲阜縣尹一職讓與孔之全,此後衍聖公不再兼任。

明洪武七年(1374年),因孔庭族長孔涇訐告世襲知縣孔希大不法諸事,孔希大被免職,世襲曲阜知縣也改為世職知縣,由衍聖公保舉賢良族人送吏部選授,領敕赴任。

宣德九年(1434年)停止給敕,天順五年(1566年),改令衍聖公保舉二人送山東巡撫、巡按考試後題請授任。

成化六年,即命恢復曲阜孔氏世職知縣,但選用人員更加嚴格,先由提學道從三氏學廩膳生員中考取四人送撫院,撫院覆試考取二人送吏部,吏部再考取一名任命,規定駐在曲阜舊城,不許干涉林廟事務,政續卓著許同流官一樣擢升,貪酷不職由巡撫巡按參劾。

之所以以孔子後裔為曲阜知縣,是因為曲阜是孔子故鄉,孔子後代很多,聖人的後裔不能讓外姓來管理。

來者有現任知縣孔聞訥,執事官孔衍植、孔興燮、孔衍振,孔府私塾教授李敏軒、孔興茂、孫祥五、胡尚秩。

此時陳獻章也感覺有點頭痛了,說好了私下探討一番,可是目前的這個排場有點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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