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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個明代最沉溺於宗教方術的皇帝有兩個——成化皇帝朱見深和嘉靖皇帝朱厚熜 。與嘉靖單戀道教不同,成化時期是一個“僧道俱幸”的時代,以李孜省為首的僧道方士們不但獲得了宗教上的崇高地位,甚至佔據重要的官職和部門,作為制衡朝臣的主要力量,登上成化朝的政治舞臺,和宦官、後宮沆瀣一氣、把持朝政。

這樣一來最跳腳的就數這些“十年寒窗”苦讀的文官了,很明顯朱見深繼宦官後讓這些僧道方士來制衡朝臣的又一支力量,可以說李孜省是成化朝最成功的方士,他也是江西人。這裡不得不提一下江西這個神奇的地方。江西自北宋起人口稠密,地少人多,老百姓想當農民沒地、想經商沒錢、想做工匠又恥於身份低下,都希望科舉入仕。但僧多粥少、名額有限,而術士絕對是另一份極有前途的職業,無需資本投入,又不必放下讀書人的體面,還免去經商、做工的操勞,幹得好了出入宮廷加官進爵,至不濟也能行走江湖混個溫飽,所以,江西士人對這一行當趨之若鶩。明代江西出了數位著名方士,給明成祖朱棣堪定陵址的廖均卿是興國人,整個十三陵可以說是他挑的地方。導致明英宗復辟的“奪門之變”中,為主謀石亨指明“天意”的方士萬也是南昌人,後來官至工部尚書。正一道天師派的祖庭也在江西貴溪龍虎山,除了張元吉等歷代天師,到了嘉靖皇帝寵信的道士邵元節也出自這裡。他們都依靠方術開闢了一條通往權力核心的新途徑。

朱見深日益對文官的不信任是因為早年兩為太子, 幼年卷於皇位之爭,精神壓力極大,對文官們無好感,主政後又離不開這些文官,自己又有口吃的毛病,後又兩宮皇太后為爭英宗合葬跟朝臣弄得很僵,所以對文官集團產生不信任,在最艱難的日子裡只有萬貴妃陪伴,主政後重用宦官,發明了一個新官職“傳奉官 ”,後又重用方士僧道,所為這一切是內心缺少安全感,總覺得有朝臣針對自己。這才放任萬貴妃插手朝政,又放出宦官汪直組建西廠。

天順八年(1464年)二月,即位不到一月的朱見深下了一道詔令,授予一位名叫姚旺的工人為文思院副使。這便是“傳奉官”之始。“傳奉官”是當時人們稱呼那些不經吏部,不經選拔、廷推和部議等選官過程,由皇帝直接任命的官員。很明顯,這違反了正常的手續,卻只是為了滿足皇帝或者後宮中某個妃嬪或宦官的願望。這一舉措對制度的破壞,帶來了三個後果:

第一,從此,皇帝視官爵為私物。只要皇帝喜歡,可以隨意地任用官員,從而破壞皇帝與官僚士大夫之間的平衡。朱見深自己,也往往一傳旨就授官百數十人。對於士大夫們來說,官爵原是“天下公器”,皇帝這樣的行為,無疑將官爵變成了“人主私器”。

第二,傳奉官既然是由皇帝直接任命的,也就說明其中大部分人是無法透過正常渠道獲得官職的。對於一個文官政府來說,混雜著一大批出身於軍人、僧道、工匠、畫士、醫官的官員,朝廷的文化認同性必然產生問題,在運作中的衝突必然加劇。而傳奉官中多數是一些佞幸之人,靠著結交宦官或者行賄的手段取得一官半職,他們的在職也就大大地敗壞了吏治。

第三,既然傳奉官由宮中旨意直接傳授,而又不需要經過吏部覆核,因此,掌握宮中大權的嬪妃及太監就可以借皇帝之名,大行私利,賣官鬻爵。據說,梁芳取中旨授官,累計達1000人。傳奉官的泛濫,引起了許多官員的不滿。

成化十九年(1483年),御史張稷上疏,談及傳奉官給朝政帶來的混亂。張稷說,自有傳奉官後,文官中竟有一字不識的,武官中竟有從來沒拿過弓箭的,自古以來,有這樣的政治嗎?因此,官員們紛紛請求淘汰傳奉官員。朱見深雖然有時也偶爾淘汰一些傳奉官,但是總體上是傳授的要比淘汰的多。

為何章子俊說朱見深是“昏君”,是因為隨後的操作中,越來越看不明白朱見深的一系列騷操作,而後又大肆封賞僧道官,這就讓章子俊徹底明白了皇帝的內心,寧願信鬼神,也不願信朝臣,而宦官、僧道官、傳奉官這些,只不過是擋在前面的炮灰,把自己包裹起來,已求得自身“安全”。

李孜省是南昌人,曾經以布政司吏待選京職,後因貪贓事發,斷送前程。他沒有回鄉,而是藏匿在京城等待機會。得知當今皇上好方術,就苦學“五雷法”,這是一種祈禱術,據說可以“致雷雨,祛疾苦,立功救人”。

經過多年苦學,學有所成的李孜省結交宦官梁芳、錢義、韋興等人,以符籙進獻,得到皇帝賞識,被留在身邊使喚。此外,還精通房中術,一專多能。

用章子俊的說法推測,李孜省大概算是一個懂氣象預報的性心理諮詢師。比一般的老農觀天看日測天氣強一點,在房中術方面,懂得女性滿足的手段,還能讓宦官在兩性上,雖然沒有感官上的享受,卻能獲得心理滿足感,聽說在大明的東面島國,有使臣專門來明朝學這一個,在許多案例中,溝通深宮中的皇帝和江湖上的術士,出身底層的宦官起到了良好的橋樑作用。

兩年後,大概是李孜省的法術經常應驗,授太常寺丞。御史楊守隨以“太常職司祭祀,應慎重選人,怎可用贓穢罪人”請罷之,給事中李俊亦以為言。朱見深不得已,乃改其為上林苑副監,可見不是不知道此人的來路。

而李孜省得官的途徑是成化朝最被士大夫們詬病的弊政——不經吏部選拔、廷推和部議等選官過程,直接由宦官“傳奉聖旨”任命的傳奉官。打破了兩個常規:一是避開了士人透過科舉而仕逐級升遷的正常途徑,直接做到七品官;二是打破了明朝吏難以入官的慣例。

繼李孜省之後,方士鄧常恩、趙玉芝、凌中、顧玒等人都得到了朱見深的寵幸。當時各路僧道、方士、工匠雲集京城,這些人都以宦官為經紀人,被推銷至皇帝面前,吏部尚書尹旻天天跑到左順門“候接傳奉”,按例,第二天他要到御前去補奏,後來連宦官們也覺得他煩,叫他接旨授官即可,不用再走程式。

雖說看上去只是一個七品芝麻官,但是朱見深對李孜省寵幸日甚,並賜其兩枚印章:一曰忠貞和直,二曰妙悟通微,許共密封奏請。又賞賜金冠、法劍等物。

李孜省勾結梁芳等太監,又以萬貴妃的兄弟們為外援,在皇帝的指示下,開始干預政事。

就在這一年,大明西南天有異象,連續地崩,先有麗江山崩,雲南麗江軍民府,巨津州白石山約長四百餘丈,去金沙江二里許,一日山忽裂分其半,走金沙江中,山上木石依舊江水壅塞,淹田漂廬,府州及察院具報以聞。後有雲南劍川州地動,大理府地震有聲,民屋搖動。通安州,人皆偃仆,牆垣多倒塌。至亥時,鶴慶府、劍川州地大震,由亥時至天明,連震一百餘次,直到午時方止。廨舍牆垣倒塌,壓死軍民囚犯皂隸二十餘人,傷者多人。鄉村民屋倒塌一半,壓死男婦不知其數,到二十四日卯時方止。

是年,潯、梧、高、廉百姓反抗,旋敗。廣西田州(百色、田東、田陽地)頭目黃明起兵,亦敗。是年,四川越巂衛一日地震七次,數日後又連震。

這可嚇壞了朱見深,急招李孜省詢問天象,在李方士的一番玄天說地之後,要在午門口起一高臺作法。朱見深又任方士李孜省為右通政,月擢李孜省為右通政,寄俸於通政司,仍掌上林苑事,旋遷左通政。時傳奉官日多,方士僧道因此升官者數遷人之多,方士顧玒為太常寺少卿,方士趙玉芝、凌中亦累升官至太常卿,道士鄧常恩亦進為太常寺卿,均與李孜省相倚為奸。此次以中旨授官者達數千人後。取太倉銀三分之一入內庫,供方士們作法祈禱平安。

至次朝中大臣言官們實在看不過去了,紛紛上書皆極論傳奉官之弊,首及李孜省、鄧常恩等人,有南京禮部右侍郎章綸上疏曰:“李孜省乃是奸詐佞臣也,專弄左道邪術、虧損國體,大失人心。吾朝自有能人正士,早年吾聖人家章子俊就能先卜泰山異動,而方士李孜省之流索取太常金銀,乞望割恩於壞事之小人,明正法典以告天下。”

臥槽,章子俊好好地在廬州,正享受著地主老財的奢靡生活,無辜躺槍。

此時的朝中大臣,不管以前跟章子俊作對的,還是交好的,被章綸的上疏一提,才想起大明朝中還有這樣一位讀聖賢書,曾官至翰林講學的聖人後學,唉呀,同是聖人後繼的文官,如果此時讓章子俊上疏駁李孜省的左道邪術,事情不就成了麼?

在這些朝臣們看來,章子俊跟自己一樣是讀聖賢書的文官,以前章子俊很是低調,卻在玄學、奇技淫巧上讓人詬病,對章子俊有點嗤之以鼻,可此時跟這些方士假道術一比,卻不那麼認為了,因為章子俊在朝時,所說的論調都能用聖人之言作為支撐,所做的事為國為民,唉呀呀,慚愧,慚愧…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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