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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和殿。

王珪如老僧入定般,站在御座最前的位置,始終一聲不出。章越若不是看著對方眼睛還睜著幾乎以為對方乃木凋一座。

章越覺得王珪比自己還似人肉背景牆。

至於王珪身後的司馬光,王安石則你一言我一語地爭論起來。

大臣廷辯是很正常的事,但二人若沒有什麼大矛盾,差不多是一兩句話點到為止,讓官家最後有個裁斷就好了。

而王安石,司馬光二人初時還是一兩句正常的爭論著,但爭論著爭論著竟多了火氣。

司馬光因立儲之功最大,從仁宗朝到今日一直是牛逼哄哄的,從先帝到當今天子都是要讓他三分的。

當初濮議,其他反對的官員都被貶出京了,比如範鎮,呂誨等也是建儲有功的官員都趕出京去了,唯獨司馬光不能趕走,必須挽留在京裡修書。

在濮議之事上,滿朝官員都支援司馬光。

如今新官家登基,為了曹太后的支援,徹底否定濮議之事,韓琦,歐陽修灰頭土臉地下馬了。司馬光又一次贏了,他從始至終都站在了政治正確的一方。

人可以贏一次,難的是次次都贏。

如今司馬光完全可以利用這聲勢聚集黨羽,但他偏偏又不結黨。司馬光遠比范仲淹當年面對的呂夷簡更可怕!

如今則是又一次,當今天子要為一個有為之君,司馬光再度反對,他是否能再度站在政治正確的一方。

而此番挑戰司馬光的,不是官家,卻是他最好的朋友王安石。

南郊之禮是重要典禮,大禮泛階,大禮蔭補都是一回事

皇帝掛了可以官升一級,到了皇帝生日時,官員可以為子弟求官蔭補。

嘉右元年時,官家取消了聖節蔭補的規矩,這也是減少冗官的舉措。

但南郊大禮時,官員們仍可以奏請恩蔭,這是官員本分合得的恩澤,所謂的既得利益,至於兩府官員的賞賜也是情理之中。

司馬光與王安石最開始爭論的時候,還是十分平靜的。

此刻官家還未瀏覽二人奏疏,對司馬光問道:“學士院對於宰執請辭郊賜的奏疏,為何不早報上來?”

司馬光道:“有人請假。”

王安石聞言看了司馬光一眼。

官家又問道:“王卿怎麼看?”

王安石直直道了一句:“臣所寫的都在奏疏裡。請陛下廣泛諮詢臣下意見,再作聖裁。”

官家聽了王安石這話裡異,抬頭問道:“難道有誰不同意嗎?”

王安石道:“除了臣外,都不同意。”

聽到這一句,官家震驚了,他不由看向司馬光。

他剛才問學士院關於宰執辭賞賜的批覆,司馬光說除了他與王安石上疏外,其他人都請假故而沒有上疏。

但王安石回答的則是除了王安石外,其餘的翰林學士如王珪,呂公著,韓維都不同意。

章越心想,按照王安石所說的,這是嘉右四友第二次站在他一邊了。

不過事實確實是學士院裡上奏疏的只有王安石與司馬光,其他人則沒有表態。

王珪依然如老僧入定,他是翰林學士之首,他也不同意嗎?

官家道:“兩位卿家與朕議一議。”

依王安石所言,司馬光似第一次站在了大家的對立面。

但司馬光鎮定如若,第一個發言道:“陛下,如今國用不足,災害又多,理應當節約冗費,兩府大臣可以作個表率。”

王安石反駁道:“如今國家富有四海,郊賜不過是九牛一毛。節約不過幾個錢罷了,反而有損國體。昔唐相常袞當政,宰相飯食由內廚供給,可用十幾人,常袞向天子辭之。然當時旁人紛議,宰相主國政,若不能,需辭位,而非辭祿。兩府辭賞賜,不正是如此。”

“如今國用不足,不必從節儉來下功夫,此非當務之急。”

司馬光則道:“常袞辭祿是知廉恥,難道不如那些不知廉恥,還拿著高官厚祿的人嗎?自真宗皇帝以來,國用一直不足,如何不是當務之急?”

王安石道:“國用不足是因為國家沒有善於理財的人。”

司馬光道:“何為善於理財,按照古代理財者,恨不得人人盡徵其稅,如此百姓窮困,流離為盜,豈是國家之利?”

王安石道:“這是橫徵暴斂,而非理財。善於理財的人,可使民不加賦而國用饒。”

說到這裡,二人雖你一言我一語,大致都是正常的辯論。

但聽了王安石這一句,司馬光卻突然變色道:“民不加賦國用饒,這是桑弘羊欺騙漢武帝之言。司馬遷曾因此諷刺過漢武帝。天地所生,財貨百物,都有定數,不在官即在民。”

“桑弘羊所言民不加賦國用饒,不取於民,取於何者?君不見,漢武帝末年,群盜蜂起,以繡衣使者捕之。此事有史可察,不見前車之鑑嗎?”

司馬光色動,顯然是有些上了火氣了,辯出了幾分真火來。

聽了司馬光,章越深切體會自己與曾布說的話,為什麼要經史嫻熟?

至於以史為鑑,不是說說而已。

正如當初踩過的坑,都成了自己人生智慧。

歷史從不會忘記,但會不會矯枉過正就不知道了。

再說經,王安石與司馬光爭論的是,國家有錢沒錢嗎?

不是,他們之間是意識形態之爭,也就是經義之爭,圍繞著開源還是節流爭論。

開源就是大政府,節流就是小政府。

儒家確實一直是主張藏富於民,只要百姓有錢,國家也會有錢了,這就是百姓足,君孰與不足。

戰國時,苛政勐於虎,很多諸侯橫徵暴斂,故而儒家規勸國君們,一定要藏富於民啊,這是沒錯的。

但司馬光還用這個說法,就將問題給簡單二元化了。

王安石面對司馬光長篇大論,沉著地反擊道:“我聽聞欲富其家者資之國,富其國者資之天下,欲富天下則資之天地,取財可以於天地,何來不在民即在官之說。”

“朝廷為何要鼓勵農桑,修堰築壩,此非取於民,亦非取於官,而是取自天地,官民皆得其利。”

章越聽了頻頻點頭,一個家庭要想富裕,必須取財於社會,社會要想富裕,必須取財於自然資源。

歸根到底,除了分蛋糕還有作蛋糕嘛,發展生產力就是作蛋糕,也是財富增長的唯一手段。

司馬光的想法,就是分蛋糕,零和遊戲的思維。

比如股票市場,如果沒有上市公司的分紅,就是零和遊戲。零和遊戲無論怎麼玩,最後都是割韭菜。

王安石又道:“我與君實之見不合,非僅所操異術也,而在名實之辯。君實所言徵利之說,當我看來不過是闔門而與其子市,而門之外莫入焉。我之所為不是徵利於民,而為國家理財。如今國用不足,不僅在於無節之費,更是失於理財之道。自真宗皇帝以來理財無法,故而國家雖儉約而不富。”

闔門而與其子市,而門之外莫入焉。就是把門關起來,父親與兒子買賣作生意,外財不入。這樣一個家庭如何能富裕?一個家庭要富裕必須取財於社會。

王安石用這句話徹底反擊了,司馬光之說不在官就在民的零和遊戲思維。

司馬光則道:“介甫,何為名?孔子曰‘必正名’。正名當以周禮為本。周禮除了徵利,難道還有理財之說?這理財是何名?”

王安石道:“先有其實再有其名。周禮雖未有理財之名,但未必沒有理財之實。管仲為國理財,摘山煮海坑冶,取財貨於天地之間,未見孔子責也。孔子熟知周禮,反道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管仲之舉又豈見周禮所載?”

司馬光與王安石此番辯論是名實之辯。

司馬光說得是儒家經典周禮,作為行為準則,讀書人修身治國要看一切行為是否符合周禮,以實符合於名,就是正名。所以孔子說‘必也正名’,說白了理論指導實踐。

王安石說不對,先有了事物,我們發現了,才給他命名,這就是先有其實後有其名。你沒有看見他,不等於他沒有啊。

司馬光則道:“介甫所為,乃堯舜所未嘗為之事而為之,並非是先王之道。”

章越感嘆司馬光厲害啊,不愧是高手中的高手,一句並非先王之道,就把王安石所言定性了,他方才所有的努力都白費了。

“何為先王之道?堯舜之時又豈有先王之道,難道就不治理天下了?”

眼見王安石駁斥,一直不吭聲的王珪出面道:“陛下,司馬光言省費從貴近始,所言極是,王安石言所費不多,亦是極是。惟陛下聖裁。”

王珪這話是廢而不廢的廢話。

唯一的作用就是結束了王安石,司馬光這場廷辯。

見王珪將皮球踢給了自己,官家非常高興,他對這場辯論十分滿意,兩邊意見得到了充分討論,朕有所得。

至於裁斷嘛,但見官家道:“朕的看法與司馬光相同,今日學士院故而以不允答之宰執的奏疏。”

王珪聽了一蒙,官家這是什麼操作,朕與司馬光看法相同,但朕選擇王安石的作法。

正當這時一人言道:“啟稟陛下,臣以為不妥!”

此話一出,眾人皆驚掉了下巴,作為人肉背景牆的章越居然說話了!

ps:延和殿論辯是宋史裡很重要的一章,這與漢朝鹽鐵之議一樣,代表了國家經濟制度,國策的轉變。

但史書記載的辯論部分被史官拉偏架,只保留司馬光說了什麼,王安石說什麼被刪了許多,所以看得是司馬光勝了。

但王安石那麼會狡辯的人,豈會輕易敗下陣來,故而本章王安石部分是筆者補完,皆有根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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