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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如梅這點事不過是一支小小插曲,幾位老帥大帥寒暄完畢,就該進入正題了。

作為如今大明軍方真正一言九鼎的大佬,高務實不僅身份特殊、履歷完美、戰功赫赫,更關鍵的一點在於:他能夠決定大明任何一支軍隊的未來——無論好壞,都在高務實的一念之間。

怎麼做到的呢?因為他有皇帝的支援和對對大明財權的有力控制。

打造一支強大的軍隊很難,敗壞一支曾經強大的軍隊卻很容易。在這支曾經強大的軍隊被敗壞之後,還想要重新讓其恢復到全盛時期的模樣,甚至更勝以往,那就是難上加難了。不過難的地方雖多,最難的地方倒是可以確定,歸根結底都在經濟。

檢閱禁衛軍,這是高務實下達的命令,讓禁衛軍上上下下忙了半天。現在架勢擺好了,高務實卻只是帶著二位老帥簡單視察了一番,甚至沒有要求禁衛軍各部進行簡單的操演。他自己的解釋是:“臨時檢查所要看的,是禁衛軍能否在規定時間內做好出徵準備,而不是來考校各鎮技戰術訓練成果。”

然後,他就吩咐麻貴解散了檢閱式,去到白虎節堂開起了高階軍官會議。所謂高階軍官會議,意思是出席會議的將領最低都是一標協統——在禁衛軍能做到協統的,在地方上最低也是個副總兵。

會議一開始,高務實就用一句話把幾乎所有與會將領問懵了:“禁衛軍之制若推行於天下各鎮,諸位以為如何?”

這一問太突然,以至於大家都很懵,各人你看我我看你,面面相覷,半天沒人敢接茬。最後還是麻貴這位現任司令沒法裝死,輕咳一聲,試探著道:“元輔,禁衛軍乃天下精銳,其強無人不知,但其花費……若推行天下各鎮,末將擔心……”

高務實笑了笑,不知有意無意地瞥了李成梁一眼,道:“禁衛軍是靠京營生產建設兵團的財力支撐,若此制度推廣全國,各鎮自然也是要與京營看齊,區分戰兵與生產建設兵團的。就是不知道各地總兵、都司會選戰兵呢,還是會選生產建設兵團呢。”

這話說得其實就有點直白了:我要把京營軍改的模式推廣到大明全國各鎮,戰兵單列出來只管訓練和作戰,其餘軍戶全部編為生產建設兵團,負責各自的軍鎮戰兵供給。現在我找你們來開會,是因為你們來禁衛軍前都是邊軍將領,你們覺得自己家族會選擇執掌戰兵還是生產建設兵團?

高務實這一問多少是有點強人所難,畢竟對於武將世家而言,這兩樣我本來都是一手控制的,怎麼現在就非得二選一了呢?

然而高務實必須讓他們選,必須讓大明全部的武將世家都來選擇一次。這就必須說到後世很多人對古代財政的一個理解誤區。在很多人眼裡,國家動員力等於財政收入,也就是等於稅收,而軍費的主要來源就是稅收。其實不然,這只是現代“正常國家”的情況。

這種國民向國家交錢,國家再反過來向國民購買物資、勞動、兵役的動員體系,是以發達的商品經濟作為社會基礎的。在以“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作為經濟基礎、缺乏貨幣與商品的封建社會,以信用貨幣為核心的現代動員體系其實並沒有存在的社會基礎。

比較符合封建社會實際的公式是,國家動員力等於徭役加稅收,再加其他財政收入。

徭役包括勞役和兵役。通俗點說,就是國民不要工資替國家免費幹活、當兵。大多數封建社會的經濟以“看天吃飯”的傳統農業為主,具有自給自足和季節性勞動兩大特點。因此封建社會的主要國民——農民,最缺的是貨幣,最富裕的是時間。因此,讓農民奉獻時間作為主要“納稅”模式,替國家免費幹活、當兵,是符合當時社會實際的。

古代徭役中的兵役相當於現代的“義務兵役制”,這種軍事體制在“軍事裝備”方面的典型特徵就是《木蘭辭》中寫到的“東市買駿馬,西市買鞍韉,南市買轡頭,北市買長鞭。”

你看,不僅沒工資,甚至連馬匹、武器等很多軍事裝備都得自己花錢買。事實上,大名鼎鼎的唐代“府兵”,出征時不僅要自備馬匹和大部分兵器,甚至連軍糧都得自帶。

需要強調的是,這種“倒貼”式的幹活與當兵是以“分封土地”作為社會基礎的。封建制度在財政方面的本意就是:我給你“分地”,你替我免費幹活、打仗。

以“分封”土地作為交換條件的“徭役”是封建社會動員力的主要根基。這種情況在在歐洲中世紀最為典型:國王將土地“分封”給大領主,大領主將土地“分封”給小領主,小領主將土地“分封”給騎士,騎士將土地“分封”給隸農、農奴。

作為回報,大領主為國王免費打仗和管理大行政區,小領主為大領主免費打仗和管理小行政區,騎士為小領主免費打仗和管理基層,隸農、農奴為騎士免費打仗並提供軍糧。

在中國則略有不同,主要不同在於秦代之後大部分時期漢族地區只有皇帝一個“大領主”,皇帝在漢區直轄以宗族、鄉黨為代表的“小領主”和以府兵為代表的自耕農士兵。

簡而言之,封建社會打仗,理論上不需要貨幣形式的軍費。因為在“分封”土地之後,軍人不需要發工資,連大部分軍事裝備和相當一部分糧食都是軍人自備的。

當然,也有些人不願或不能親自服役,這也有解決辦法,比如出錢僱人代役。在歐洲歷史上,稅收的雛形就是從替代勞役和軍役的“免役錢”開始的。而在中國古代,這筆“代役錢”逐漸轉變成為類似“人丁稅”的一種賦稅。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最終貨幣稅收逐步取代無償徭役成為國民為國家做貢獻的主要方式。

稅收是指由國民定期無償上交的財物,具有強制性、無償性和固定性的特徵,習慣上稱為稅收的“三性”。但封建政權還有很多非強制性、有償性和不固定性的多種收入,其共同點是不會同時具備稅收的“三性”。這就是前面所謂的“其他財政收入”,有的被現代人視為“稅收”但在古代卻不算“稅收”,主要有以下幾項。

一是君主、領主、官府擁有的土地、礦山、工場、商社等各種經濟產業所帶來的收入。

在現代人看來這似乎有點像國有土地、國營企業,但在“家天下”的封建社會,這些收入並不是“國家收入”,而是君主、領主的私人收入。既可用於君主、領主的家庭生活享受,也可用於國家的財政開支。政治上可謂“家國不分”,財政上可謂“公私不分”。

這種收入曾經是多數封建政權主要甚至全部的財政收入來源。例如早年英國國王的收入主要來自於王室直轄領地提供的地產收入,以及某些特權轉讓獲得的回報。比如賦予市鎮的自治權或者允許農民使用山林,這些在當時都不被視為稅收,而是君主的私人收入,同時也可用於行政開支。

大明在這方面也有一定的可比性,比如擁有大量的皇莊、衛所屯田和官營工廠,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明朝皇帝的“內帑”和藩王的產業。當然,現在由於高務實的改革,這些情況發生了一些變化,這裡不重複說明。

二是發行貨幣,包括貴金屬鑄幣和紙鈔。

在現代人看來這其實是鑄幣稅,但在古代不算稅收,尤其是貴金屬鑄幣,完全沒有強制性、無償性的稅收特徵。16世紀的西班牙帝國、公元前6世紀的呂底亞王國以及公元1000年前後的西非馬裡等王國,都是由政府壟斷主要金銀礦作為財政收入的主要來源。

大明在這方面是透過發行“大明寶鈔”和挖掘銀礦獲得收入,寶鈔成為廢紙之後就只剩下挖礦。現在高務實以明聯儲的銀票“奪舍”了大明寶鈔,而礦場則開始允許自由買賣——但不包括金、銀兩種貴金屬礦。高務實爭取到的是銅礦自由買賣,因為這年頭造炮還要銅。

三是透過罰款、抄家、戰爭掠奪、戰爭賠款等途徑得到的收入。

這些收入具有不固定性,也從未被視為稅收,通常是一個新興封建皇朝建立前和建立初期的主要收入。這方面明代有令人聞風喪膽的廠衛抄家,有著名的諺語——“匪過如梳,兵過如篦,官過如剃”。當然後來的韃清和大順政權也都是主要靠戰爭掠奪來解決財政問題。

四是透過“賣官”、“賣地”等途徑取得的收入。

“賣官”在中國古代比較常見,經常也是合法的;“賣地”在中國古代反倒很罕見,但在現代已經是很多地方政府的主要財政收入。大明朝原本幾乎沒有“賣地”,但公開“賣官”(不一定有職務,比如賣監生身份),還有完整的制度。

高務實帶來的改變則是讓大明的一部分有錢人懂得投資“地產”了,例如京華要開新港口,現在就已經有人懂得提前在港口周邊囤地;京華要在某地開礦,周邊也會有人囤地……等等諸如此類,都是大家跟著京華當年自家搞配套開發學來的。

五是來自國內外的借款,這個在中國古代非常罕見,但在歐洲比較常見。

封建社會並沒有現代意義上的國家概念,對於“家天下”的封建社會來說,既然國家是君主私有的,地方政權是貴族領主私有的,那麼君主與領主的生活費和日常行政開支自然應該從他們的私有產業裡支取。

至於經濟建設與打仗,既然已經讓臣民自帶口糧、工具和武器裝備“免費”替君主幹活和服兵役,理論上君主也不需要花錢支出什麼。

此外,君主還可以透過鑄幣稅、戰爭掠奪、“賣官”等多種途徑取得大筆財富補貼財政。因此,按照封建社會的經濟狀態和道德,君主向臣民大量徵稅就顯得不合理、不道德了。

在歐洲中世紀,當時的常識是“國王應靠自己活”,“人君自食其邑”是公認原則。這意味著在中世紀的封建關係中,國王和領主應該主要依靠自己領地的收入為生,封建國家應該主要依靠封建主的私有收入支付日常財政開支。

至少到13世紀末之前,國王領地的收入仍佔歐洲王室收入與歐洲封建國家財政開支的絕大部分。中世紀人普遍認為,一個治理良好的國家不應建立在對臣民徵稅的基礎上,稅收曾被視作對私有財產的一種侵犯。

不過隨著中央集權的出現、官僚隊伍與常備軍的膨脹、公共支出的日益上漲,光靠國王的“私有收入”已經不夠養活政府了。於是,封建國家的財政從“國王靠自己活”向“國王靠臣民活”轉變,稅收逐漸成為國家財政收入的主要來源。具體情況,大家可以參閱《中世紀收入與賦稅徵收》《關於中世紀以來的稅收》。

但即使是到了近代,早期的資產階級政權也不是主要靠稅收解決軍費問題,主要軍費來源是“賣地”、借債、濫發紙幣、對外軍事侵略等等。

而在中國,由於早在秦代就進入了中央集權時代,很早就建立了龐大的職業官僚體系和常備軍,因此中國很早就讓稅收成為國家財政收入的主要來源之一。

自戰國以來,中國封建社會的稅收制度主要有四種:戰國秦漢時期的租賦制(徵收土地稅和人頭稅)、魏晉至隋唐的租調製(徵收土地稅、人頭稅和勞役稅)、中唐至明中葉的兩稅法(徵收資產稅和土地稅)、明中葉至鴉片戰爭前的一條鞭法和地丁合一(徵收土地稅)。

可見從發展來看,中國早期稅收是以糧食、布匹為主的各種物資,後來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逐步改為上繳貨幣。中國的稅收由實物稅變為貨幣稅,就是在從明代中後期的“一條鞭法”開始的。

對中國這種大一統皇朝來說,徭役和稅收相結合,構成了中國封建政權動員力的兩大支柱。自耕農是中國封建政權徭役、兵役、稅收的主要來源,一旦自耕農大量破產,國家動員力就基本完蛋了,通常也到了改朝換代的時候。所以為了確保自耕農不會大量破產,中國很多朝代都提倡“輕徭薄賦”,相應的,徵收重稅也就成了不道德的行為。

道理說清楚了,那麼根據封建社會“國家動員力等於徭役加稅收和其他財政收入”的公式,對照來看一下大明的財政與動員體系,就知道歷史上的明朝是如何走向崩潰的,同時也能知道高務實的出現究竟改變了什麼,以及他還需要再改變一些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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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書友“今年?多久?”的打賞支援,謝謝!

PS:一家三口全部流感,小夥子打過疫苗,第二天就好了,我們夫妻倆現在全是病號。

(本章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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