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81章 朝歸倭附(十五)端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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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務實認為，有明一代的皇權根本沒有到達所謂“獨c”、“空前膨脹”的地步，這一點除了國事決策的過程可以證實，也可以從大明言官——尤其是原歷史上萬曆中後期他們對皇帝的個人批評，甚至應該說猛烈抨擊可以證實。

其實早在明代以前，中國很多朝代都設有專門的進諫官職乃至相關部門，負責勸諫君主，避免因君主暴虐無道而損害整個統治階級，乃至國家整體利益。

這就是文人所謂的“道”，也是儒家學說中高於一切，當然也是士人心目中高於君主的最終原則，更有意思的是，他們認為這也是“忠”的最高體現。

所謂犯顏直諫，便是建基在這個“道”之上，這也真正解釋了為何敢於直諫者往往為後世冠以“忠臣”之名。

當然，諫官固然有責任勸諫乃至批評君主，但無論是何朝何代，言官進諫都不是為所欲為的，而是有著許多語禁與限制，以明辨君臣尊卑名分的。

蔡明倫在《論明萬曆中後期言官對神宗的批判》中說：“這些戒律(言官進諫時需注意的語禁以及各種限制)包括不得揚君父之惡，嚴禁以下訕上；臣子進諫要‘不可則止’，即在規諫君主時，君主如不採納，必須適可而止；‘非禮勿言’，即臣下進諫時必須注意事理、形式、態度、分寸，恪守禮法，講求進諫的態度和技巧等等。

與這類觀念上的戒律相應，歷代法律都有懲處言罪之條，如非議朝政、觸犯忌諱、妖言惑眾、冒犯君長、不敬君王等。”

然而，正是這項各代王朝皆為言官群體遵守的規定，到了明代，尤其是歷史上的萬曆中後期，偏偏卻遭到了嚴重的衝擊。

言官對於萬曆批評之激烈，甚至可以說是對萬曆個人品德操守的猛烈攻擊。這種激烈，恐怕是整個中國歷史之中前所未有的。

《論明萬曆中後期言官對神宗的批評》中，對言官批評萬曆情況有這樣的描述：“早在萬曆十七年，大理寺評事雒於仁就痛斥神宗‘嗜酒’、‘戀色’、‘貪財’、‘尚氣’，四毒俱全；

萬曆二十五年，左副都御史張養蒙也指責神宗‘好逸’、‘好疑’、‘好勝’、‘好貨’。這具有異曲同工之妙的抨擊，前後相繼，幾乎到了破口大罵的地步，將神宗置於鋪天蓋地的非議之中。”

又如《明史》記載，戶部給事中田大益在萬曆三十二年八月，上書抨擊萬曆個人操守：“陛下專志財利，自私藏外……君臣上下，曾無一念及民……空言相蒙，人怨天怒，妖祲變異……皇陵為發祥之祖而災，孝陵為創業之祖而災，長陵為奠鼎之祖而亦災……

臣觀十餘年來，亂政亟行，不可列舉，而病源止在貨利一念……陛下中歲以來，所以掩聰明之質，而甘蹈貪愚暴亂之行者，止為家計耳，不知家之盈者國必喪。

如夏桀隕於瑤臺，商紂焚於寶玉，幽、厲啟戎於榮夷，桓、靈絕統於私鬻，德宗召難於瓊林，道君兆禍於花石……”

在將萬曆比為桀、紂、幽王、厲王、桓帝、靈帝、徽宗等歷史著名昏君後，田大益毫不留情的說道：“覆轍相仍，昭然可鑑。陛下邇來亂政，不減六代之季。一旦變生，其何以託身於天下哉！”

這罵得可夠狠？說是狗血淋頭也不為過了吧？可是朱翊鈞對此的態度又如何呢？

面對如此鋪天蓋地的批評，甚至是對於皇帝個人的全方位攻擊，萬曆對此的態度居然只是留中不發，也就是不予理會。

對此，《明史·田大益傳》是這麼記載的：“上章者雖千萬言，(萬曆)大率屏置勿閱。”——任你罵得再狠再多再不堪，朕只當沒看見。

朱翊鈞這樣的反應只是因為脾氣好嗎？顯然不是，他要是脾氣好，當年張居正怎麼差點被挖墳鞭屍的？

原歷史上萬曆對待言官的集體激烈抨擊乃至謾罵，皆採以留中不發、不予理會的方式冷處理，其實是從側面反映了明代尤其是中後期皇權的疲弱，根本到不了所謂“君權空前絕後的膨脹”。

而這些，也正是之前所提及“尤其如萬曆等怠政之君主權力，始終無法恢復於洪武永樂朝之皇權巔峰之因”。

然而在後世很多人那裡，每每論及言官之直言，便常有論者便要提出所謂“廷杖之下，臣子噤若寒蟬，不敢奏對忤旨，甚至只懂阿諛奉承……如此便造就了明代君權獨c的空前膨脹”云云的陳腔濫調。

這類論點看似合理，但若細究歷史，則發現所謂“廷杖令士風頹靡”一說，只是想當然的推論結果，並不符合史實，也並不成立。

事實上，當時許多言官沽名釣譽，以廷杖作為獲得聲望乃至升遷的手段。正如當時禮部尚書于慎行所言：“近世士大夫以氣節相高，不恤生死，往往視廷杖戍遣為登仙之路。一遭斥謫，意氣揚揚，目上趾高，傲視一世，正所謂意氣有加也。”

許國也曾憤慨地指出：“邇來建言成風，可要名，可躐秩，又可掩過，故人競趨之為捷徑，此風既成，莫可救止。”

而孟森也曾道：“至明之廷杖雖酷，然正人被杖，天下以為至榮，終身傾慕。”

可見，所謂“廷杖之下，士風頹靡，只懂阿諛奉承”之論調，恐怕與明士風之實況所不符。以廷杖之說而論明代君權之空前膨脹，其實難以成立。

那麼大明朝的君權到底是個什麼情況？

既主導行政之決策權，所以大明的君主看似獨c，而由於言路之開放，導致君主又處處受制，只能以表面寬大的“留中不發”手法處理。

這一切的背後，其實是君權面對言官們史無前例的激烈抨擊而無力處理，只得自我“擺爛”、不予理會。

這種置若罔聞看似是帝王的傲慢，其實事實正好相反，這是君權面對過於強大的輿論和道德壓力所展現出的無能為力，是典型的疲弱不堪。

當然，原歷史上的朱翊鈞與當前的朱翊鈞顯然有所不同。如果說原歷史上的朱翊鈞是被文官集團的“非暴力不合作”給搞得沒脾氣了，那麼現在的朱翊鈞相對而言日子卻好得多。

朱翊鈞現在處境的“好”，可以說主要是依靠實學派改革得來的，當然也有高務實憑藉這些改革而打出的數次大勝作為加成。

實學派改革的目的歸根結底就四個字：富國強兵。從其所達成的階段性效果來看也正是如此。

從富國的角度來看，戶部歲入相較於嘉靖末年和隆慶朝已經翻倍都不止，而且很多不必要的支出又被砍掉了——例如宗室開支減少了三分之二，驛站開支減少了四分之三，原先年年虧損還禍害九邊的官營軍工大部分關停等等。

一邊是不必要的支出大幅減少，一邊是戶部歲入大幅增加，這一進一出之間，朝廷的財政體系立刻從瀕死邊緣恢復了活力。現在這局面，不說完全健康吧，至少不再是病入膏肓的模樣，這是毫無疑問的。

從強兵的角度來看就更加直觀了。原先的京營號稱有四十萬大軍，外界也以為至少還有二十萬左右多少有點戰鬥力，可事實卻是百無一用。

當時的京營到了什麼程度？連京中要舉行些象徵性的儀式需要點卯時，京營都得花錢僱人充門面。真就只在名冊上養著幾十萬大軍，但要花的錢倒是一文都少不得。

現在呢？京營還真就有了三四十萬人，但其中三十萬左右都在生產建設兵團，他們只負責幹活、不負責打仗，打仗的事全部交給了六萬多人的禁衛軍，而禁衛軍則已經證明了自己非常能打！

生產建設兵團一成立，原本只存在於名冊計程車兵很快就齊活了，這不是高務實懂法術，而是他懂人心、懂制度。

實際上，現在這個京營生產建設兵團的本質是什麼？是京營聯產承包責任制。

沒錯，這玩意雖然掛著“生產建設兵團”的名，但高務實其實是搞了個紅朝“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擴大版——但卻不是人民公社。

為什麼呢？因為京營在大明這兩百年下來，已經在某種程度上私有化了——眾家勳貴就是京營的“實際持股人”。(這其中的原因我記得本書前期提到過，這裡就不復述了。)

在這個層面上，高務實除非想一步登天搞社會主義，否則就只能激發各家勳貴的積極性，利用他們的主觀能動性來改革。

這要怎麼改？當然首先要承認他們的既得利益，然後靠著皇帝本就擁有的大義之名從中分一杯羹——順便把原本的包袱也甩掉。

所以現在的生產建設兵團是怎麼弄的？勳貴們實際控制生產建設兵團，朝廷的戎政侍郎負責全面監督，皇帝再派御馬監太監專門監督財務，最後三方分成：全部利潤的七成歸勳貴，兩成歸皇帝，一成歸戶部(但會返回給兵部)。

為啥七成的大頭都歸勳貴呢？因為禁衛軍要歸他們出錢養著。朝廷只管打贏了仗之後的賞賜，卻不管日常開銷、裝備更新等等。這就充分體現了高務實一直堅持的“權利與責任掛鉤”理念。

由於朝廷不養禁衛軍這支全國裝備、訓練都最好的六萬多大軍了(以前按兵冊要給幾十萬大軍的錢)，包袱完全甩了出去，同時還有一筆不小的收入，這也是“一進一出”。

至於九邊和各地衛所，目前的改革就還沒有完成，各地的情況差別也很大，不過按照高務實地規劃，以後基本上也會按照禁衛軍的模板來搞。

如果按照後世的眼光來看，大概可以這麼說：家丁好比籤合同的志願兵，是精銳的作戰部隊。衛所兵好比義務兵，但基本不承擔軍事任務，而是分別去負責務農、務工等經營類活動，以其部分收入來養本衛的作戰志願兵。

不過這件事高務實還沒有全力推行，因為這裡頭還有些矛盾不好解決。

比如說，九邊肯定是作戰兵雲集之地，但九邊的經濟水平肯定趕不上江南、兩廣(廣西現在有最強的製糖產業，已經比過去富裕多了)。

這樣一來，九邊地區需要的精兵多，但其衛所兵不見得能創造那麼多財政盈餘，這就需要從富裕地區來給九邊搞“財政轉移支付”。

既然要轉移支付，該轉移多少、從哪裡轉移等問題就極其重要，高務實不能拍腦袋決定，因此還需要較長時間的財政資料來支援定策，急不得。

目前九邊的軍費還是高務實按照需求來劃撥的，屬於人治為主，制度幾乎談不上，很不符合高務實地調性。

但是從九邊這些年的戰鬥力逐年提升來看，至少改革的效果還不錯，高務實也只能勉為其難先就這樣了。

總之，因為實學派的改革以及高務實地快速崛起，朱翊鈞這個皇帝當了快三十年，幾乎一路順風順水，這樣也就掩蓋了很多的矛盾。

原歷史上激烈的君臣衝突現在體現不多，反而更多的是變成了文官集團內部的實學派與心學派之爭，讓皇權超然了不少。

在這樣的局面下，臣權固然因為改革有效而得到了進一步的加強，但皇權也同樣因此得到了加強。如此一來，高務實就不得不擔心倘若朱翊鈞與他發生君臣矛盾，會對大明的局勢產生什麼樣的影響。

這是原歷史上沒有發生過的，高務實也不敢打包票，但他認為多半會兩敗俱傷。如果真朝著這個方向走下去，那麼遲早也會有一天和原歷史上的明末一樣君臣對立，互相看不順眼。

一旦朝廷大政出了什麼岔子，搞不好就會冒出一個崇禎聖君來，動輒亂殺大臣，讓矛盾越演越烈、君臣不信任持續加劇，最終皇帝臨死還要說“朕非亡國之君，臣皆亡國之臣”那樣的話。

皇帝的提議萬萬不能答應，但皇帝的願望卻又不能無視，考驗高務實端水能力的時候又到了。

“劉平，本閣部打算送你一場富貴，但不知你可敢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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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算了不想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