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86章 召對爭鋒(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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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文往返在寒冬臘月之時較往常更慢一些，等遼東的爭執捅到京師，已經將近年關了。

這一日早上，皇帝給內閣諸閣老、都察院及六部堂官以及個別經筵日講官賜下了一些年貨。東西談不上貴重，無非是些冬筍、燻肉、乾貨之類，但這是一種分了親疏銜職的“親切關懷”，能夠列入此類的人自然就會被外界看做是皇上的“股肱之臣”。

作為親信中的親信，股肱中的股肱，高務實得了十二斤冬筍，十二斤燻肉，各類乾貨十二種、各十二斤。至於為什麼全是十二，其實連高務實都不是很清楚，他也沒問過。估摸著，應該是內廷的慣例，圖個“月月紅”之意。

早上這些乾貨剛送到府上，身在戶部衙門的高務實只得了張單子，本應該立刻寫謝表謝恩，但還沒來得及落筆便立刻應召入宮了。

內閣就在宮中，離文華殿較近，而戶部、兵部則在宮外，要遠不少，因此等高務實和梁夢龍聯袂趕到的時候，內閣諸位閣老已經等候了一段時間，甚至連皇帝都在。

高務實和梁夢龍趕緊告罪致歉，朱翊鈞擺了擺手：“你們離得遠，有什麼罪不罪的，朕總不能讓你們飛過來。陳矩，給二位卿家賜座。”

一聽朱翊鈞這說話的語氣，高務實就知道他今天心情還不錯——至少目前還不錯，因此也沒多禮，與梁夢龍雙雙落座。

朱翊鈞順手從御案上拿起一本奏疏，道：“這是遼陽副總兵曹簠的奏疏，說的是前不久建州虜酋努爾哈赤進佔董鄂部一城之事，諸位卿家都看過沒有？”

其實這道奏疏只有高務實沒看過，因為這奏疏是遼東副總兵所上，談的是軍務，本身是兵部的正管。於是過程是兵部先看了，然後上呈內閣，內閣過目之後，寫了票擬再呈送司禮監給皇帝審閱。

這裡頭單單沒有高務實什麼事。

不過事實上高務實是知曉這道奏疏內容的，曹簠不僅提前送了訊息給他，還把前因後果明明白白陳述了一遍。而且在剛才入宮的路上，梁夢龍也猜到皇帝召對肯定是要說這事，因此也和高務實有過一段交流。

說實話，高務實也覺得有些頭大。

現在的麻煩在於事情扎堆，京裡這邊正在“財權大戰”。高務實雖然先給了一顆甜棗，把全國上下大大小小官員的俸祿折算基本清除，只留下了大家還算可以接受的糧食和布帛折算，但因為接下來他要全面收攏財權，還是會影響很多人的利益，所以輿論上爭得很兇。

輿論這玩意，有時候沒什麼鳥用，但有時候作用也很大。比如某件事皇帝如果堅持要搞，那麼無論你輿論如何反對，該搞還是得搞。但是一般而言這種情況還是比較少見，真要是有的話，那就是大禮議、國本之爭這種檔次的爭議了，幾乎是皇權與文官集團的直接衝突。

收攏財權這事不至於會如此，因為這事歸根結底是文官集團內部的爭議，是實學派與心學派之間“大政府”和“小政府”之間的爭議，皇帝處於高高在上的調停者角色，穩坐釣魚臺。

高務實顯然是一個“大政府”制度的支持者，經歷過後世紅朝崛起的他，深知在很多時候一個強有力的“大政府”之重要性。

以前他在黨校進修的時候其實也對這個問題稍有涉獵，比如他知道漢文化傳播到歐洲後，最讓歐洲學者困惑的問題，就是無法理解“仁義”的真正含義，因為仁義是基於社會層面的，而社會是西方狩獵宗教文化所沒有的東西。

狩獵經濟只需要個人層面的自發組織，對個人而言，那是主動的、自由的。而農耕經濟才需要社會組織，以應對自然災害，那是被動的、強制性的。

而另一方面，對於宗教文化，人與上帝(或者說自然層面)之間更不可能有一箇中間環節，哪怕是基於個人層面的，個人與上帝之間的橋樑——教會組織，也被認為是多餘的，500年前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就給廢除了。所以西方人不能理解、也更不能容忍個人與自然(上帝)之間存在一箇中間環節(社會)，更不能理解這個中間環節的重要性。

至於人的精神層面，那就更不存在了，因為在那裡，只允許存在對上帝虔誠的信仰。如果有例外，那也只允許有一個，就是贖罪。因此，基督徒面對複雜的世界，只會、也只能考慮兩個因素：神和契約。

西方也有人群的意識，因為人群客觀存在，但那叫群體，而非社會。

社會與群體的區別，就類似兄弟與朋友的區別。社會中，兄弟之間的關係是客觀的、被動的、是不可選擇的、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哪怕是打得頭破血流、哪怕是成為仇人，都得一鍋吃、一炕睡，必須包容、沒有自由。

而群體中，朋友之間的關係，則是主觀的、主動的、是可以選擇的，和則聚、不和則分，充滿了自由。

沒有社會意識，關於人類的存在和組織形式就必然發生扭曲，這才有了法國盧梭的《社會契約論》，這個所謂“現代民主制度”的基石。其實這個東西並不複雜，也算不得高階，它的本質就是個人讓渡部分權力和自由給國家，換取國家對個人的(有限)保護。

這裡多說一句，《社會契約論》裡的“社會”，英文是Social，意思本來就是群居、人群，當年日本人自作聰明地誤譯為“社會”，結果遺患至今——人家的本意和中國人理解的意思在本質上就有區別。

也就是說，“現代民主制度”下，政府是基於個人授權產生的，政府的“合法性”取決於個人(選票)授權，政府對個人的責任是有限的(個人層面的契約範圍之內)，個人(選民)關注的是，政府是否損害個人權利(根據契約)，而不是政府能否對自己提供充分的保護。

既然個人讓渡的權力本就有限，那麼政府的責任自然也是有限的。

打個比方，過去歐洲人的決鬥，一定要在現場的法官、警察監督和公正之下舉行，為什麼？因為他們法官和警察的責任，是保障決鬥的過程符合契約，而當事人的生死結果並不在其責任範圍之內。

這就是基於個人契約的、有限責任的政府，即小政府。

但中國不同，歷來中國的政府都不是基於個人契約、個人授權的，其合法性不取決於個人。從古至今，中國的政府都是基於社會要求、社會授權、由社會精英選拔組建(或戰爭獲勝)，對社會中的每個人承擔無限責任，其合法性取決於社會所有成員對其盡責結果的認定、而不是其產生的過程。

換句話說，在漢文化中，社會是個人的存在方式，那麼作為社會的管理機構，朝廷也好，政府也罷，就都必須“以民為本”，對所有人的生存和發展負總責。

這就是基於社會的、無限責任的政府，即大政府。

做個對比，美國警察救人只是一種“工作服務”，這個“服務”的前提不足以讓他拋棄自己的生命、健康去滿足。而中國警察的首要責任是保護社會每個成員的人身安全，為此他們甚至不惜犧牲自己的生命去換取獲救者。

所以在後世，你可能經常聽見說在美國襲警有多嚴重，動不動就被警察拔槍斃了，但中國警察除非是在抓捕擁有危險武器的嫌疑人，否則必不可能朝普通人拔槍射擊——連鳴槍示警有時候都會在事後內部受罰，因為涉嫌執法過度，對人民群眾造成了威脅。

這就是區別。(注：這就好比為什麼我們應對疫情是“三盡四早”，而西方只能“群體免疫”，連作業都不會抄。不是會不會的問題，是他們做不到的問題。)

那麼這種差異是如何形成的？高務實又為何堅持認為大明只能搞“大政府”？

當然有其原因，而且這個原因早已形成，難以更改，只能順應。

三千年前，周公姬旦攆走了神，結束了中國的宗教文化時期，但建立於宗教文化的二元權力架構並不能隨之自動消失。

人，最恐懼的是不確定性，誰知道明天會怎樣？下輩子會怎樣？子孫會怎樣？因此，文化最基本的功能就是提供確定性。

不確定的存在並不能提供確定性，因而自身也不確定的政權或王權、皇權都無法提供確定性，只有穩定且確定的神權，才能擔負起提供確定性的重任，而成為權上之權，從而與政權形成二元權力架構。

提供確定性、為政權的合法性背書、對重大事項決策，就是神權的三大職責。從而形成後臺神權與前臺政權(皇權)的穩定配合，管理權的所有權屬於神權，管理權的使用權歸於政權。

這就如同誕生於宗教文化的“現代”企業制度，相當於神權的董事會擁有企業的所有權，相當於政權的公司(CEO、總經理及各部門)擁有使用權，各得其所、分工合作。

當週王朝拋棄了神，那麼有困難就只能找社會，當然應該由社會提供確定性。但問題是，社會是個抽象概念，誰代表社會？

周公想到一個天才的主意，即用明確的社會“制度”來保障確定性，這個制度就是禮樂制度，我們的漢文化也因此被稱為禮樂文化。

在後世的中國，禮樂文化的內容雖早已湮沒於歷史，但其思想一直主導著中國和中國人的發展。

用今天的話說，“禮樂”就是憲法。

誰說中國古代沒有憲政思想？禮樂制度就是中國最早的憲政制度。

“禮”就是一套成文的制度性安排，讓掌握政權者明白應該做什麼、不能做什麼，同時也讓民眾清楚將會面對什麼，以做好自己的安排。

這也就是現代憲政理論所說的，用制度約束國家權力、規定公民權利，並建立與憲政的基本要求相統一的憲法基礎、政權結構及其保障機制等構成的體系。

長久以來，每年一次的家族祭祖，其根本目的就在於讓平日裡難得一見、甚至有些不睦的族人，明白大家同屬一個家族，以此增強凝聚力。這就好比後世每年一次的春晚，其實就是國家級的制度性祭祀活動，以強化中國人的同屬感，這就是“樂”的本意。

我們不能約束神，但我們需要約束人，所以我們就用制度代替神來約束人。

什麼是憲政？不論學術專業，簡單通俗地說，其實就是用制度代替神權，對全民提供確定性。

當孔子以仁義、以君子之道將禮教再次拔高，當董仲舒以“天人合一”將神權與皇權繫結，中國的正統皇朝也就都成為了無限責任政府，需要為全天下負責，無可推卸。

因此，天不下雨是皇帝失德，地有大震也皇帝失德，海嘯颶風蝗災雪災等等，反正一切不祥的出現，不是皇帝失德，就是國有奸佞——歸根結底一句話：總得有人負責！

然而高務實現在最憂心的就是大明朝的現狀：它是個無限責任政府，但它根本承擔不起無限責任，它的皇權頂多能下到縣級，再往下完全只能靠士紳自治。

你想“黨支部建在連上”？做夢呢，大明沒有這麼強大的統治力，它沒有這麼強大的組織能力和經濟實力！

高務實能完全控制京華，靠的是以經濟手段為後盾、以家丁為組織骨幹，所以京華在南疆哪怕有十幾萬大軍，他也能萬里迢迢的牢牢遙控。

相比之下，大明堂堂一個皇朝，擁有“驅除韃虜，恢復中華”的絕對大義，卻只能滿天下靠將領們的家丁部隊充作武力核心，這是何等的病態！

不搞成真正的大政府，不把社會責任有效的承擔起來，這個大明就始終是外強中乾、一推就倒的虛偽強權。

為什麼原歷史上清軍一入關，大明內部就實際上四分五裂，隨隨便便就被清軍逐個擊破？那時候，號稱願意“一死謝君王”的人剩下幾個？

你沒有承擔起你的“無限責任”，你的朝臣、士紳自然也就認為對你的下場沒有責任。

然而這一切的責任想要承擔起來，在沒有“黨”作為社會組織骨幹的前提下，就只能靠財權維繫，因此高務實只能想方設法收攏財權，無可妥協。

但偏偏樹欲靜而風不止，他想收攏財權再做其他，圖們、努爾哈赤等人不斷給他製造外部麻煩，讓他不得不一次次地砸錢應戰；心學派也不肯讓權，他還得想方設法去和他們鬥智鬥勇。

真是內憂外患。

朱翊鈞的這個提問，看似針對“眾卿家”，其實只望向高務實一人，因為他也知道其他人都已經看過。

高務實悄然嘆了口氣，面上卻不動聲色地道：“臣方才已經聽大司馬說起了。”

朱翊鈞聽他這麼說，欣然問道：“好。既然如此，諸位先生和二位卿家有何看法？”他說著，頓了一頓，補充道：“努爾哈赤前次勾連圖們、擅自進軍哈達的賬還沒和他算呢。”

皇帝這話的意思其實已經很明確了，他顯然是想來硬的。

申時行眼觀鼻鼻觀心，彷彿沒聽到一般。王錫爵瞥了同樣不說話的高務實一眼，微微一笑：“皇上，努爾哈赤的賬好算，難點是咱們自己的賬不好算……請教大司農，俸祿折算取消一事若是今年便要行之，戶部可有餘力支應遼東再啟新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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