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83章 剛與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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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皇貴妃？”

申時行還只是七分詫異三分疑惑，王錫爵卻忍不住反問了一聲，然後哈哈笑道：“看不出張公竟有這般三寸不爛之舌，可以說動鄭皇貴妃支援皇長子正位東宮？端的是了不得啊，失敬，失敬。”

毫無疑問，王錫爵自然不是真的“失敬”，因為他的語氣依舊帶著嘲諷，這番話也顯然是在說反話。

張誠果然笑容一僵，稍稍沉下臉色：“王閣老，咱家是很有誠意地來說這件事。恕咱家直言，皇貴妃娘娘能不能將皇三子送入東宮，於她這輩子的榮華富貴有影響麼？甚至就算皇三子本人，將來哪怕做不得太子，至少也是一國藩王，差也差不到哪去。”

“可是，二位閣老如今對高司徒乃至實學一派可有什麼辦法壓制？咱家雖然讀書不多，也知道這官場如戰場，不是你死就是我亡，既然心學壓不住實學，那必然就只有實學來壓心學了……到時候，天底下這許多心學官員回頭一看，說我心學何以落到這般田地，最後會把責任算到誰頭上？”

張誠這番話說得還真是優哉遊哉，畢竟這賬怎麼算也不可能算到他頭上去。心學官員最後要罵也只會罵申時行少智、王錫爵無能，斷然不會有他張秉筆什麼責任。

此時申時行果然聽得有些皺眉，而王錫爵卻面色如常，淡淡地道：“餘心之所善兮，雖九死其猶未悔。”

張誠還真沒料到王錫爵會是這個反應，當下也有些木然。

說起來，張誠對於政治的理解還是太膚淺了一些，更加不明白不同的閣臣在面對這些事情的時候，其實也有不同的考量。張誠沒有想過這些問題，倒是高務實很早以前就審慎思考過，那些思考也是他如今為官風格的依據。

高務實曾經思考，自明中期以降，多次發生群臣與皇帝存在嚴重政見分歧的情形，如武宗南巡、大禮議、國本之爭等。閣臣劉健、楊廷和、王家屏引導群臣犯顏直諫，他們的氣節在當時即被很多士人推崇，後世評說亦不吝褒揚之辭。

而在注意到那些與君主激烈抗爭的閣臣的同時，他也注意到與劉健同時代之李東陽，與楊廷和同時代之費宏、楊一清，與王家屏同時代之申時行、王錫爵等人。總體來看，這些人雖有諫諍之舉，然態度較為和緩，主於調護。

當時高務實就仔細推敲過一番，李東陽諸人的行為取向在何種意義上與劉健，或者說與明代士大夫群體較為激烈的抗爭行為相異，這其間有無原則性？明人又如何評價閣臣此類行為取向，閣臣又以何種理路對己、對人交代其行為的合理性？乃至於將此種行為取向置於明代政治經歷的脈絡中審察，有無政治角色層面的特殊含義？

早在他還是太子伴讀的時候，他就覺得有必要弄清這些問題，因為這不僅有助於重新認識李東陽諸人行為取向的內涵，還將對明代政治生態的複雜性有更為深刻的理解。而這也是他自己“將來”生存在大明官場的依憑。

在有明一朝的君臣衝突中，如大禮議、國本之爭，士大夫群體往往連番上疏，要求皇帝採納建議，又以“乞休”、“伏闕”等各種方式向皇帝施加壓力。與之相對，皇帝則多采取廷杖、貶黜等方式打壓群臣的抗爭，君臣衝突情狀激烈。

正德元年八月，閣臣劉健、謝遷、李東陽疏諫武宗誅殺內侍馬永等人，勸導武宗理政，武宗不聽。吏部尚書韓文率群臣“伏闕”哭諫，武宗藉故廷杖“伏闕”諸臣。劉健、謝遷乞休，武宗不留，又“以事革韓文職，而杖責請留健、遷者給事中呂翀、劉菃及南京給事中戴銑等六人，御史薄彥徽等十五人”。

在這種情況下，李東陽雖亦疏言乞休，但武宗不允，遂留任為首輔。武宗去世後，世宗由外藩繼位，世宗欲尊生父興獻王為皇考，改稱孝宗為皇伯考，以閣臣楊廷和、毛紀、蔣冕等人為首的在朝大多數官員認為，此舉變亂帝王統系，於禮不合，一再上疏反對，世宗不聽。

嘉靖三年七月十五日，群臣“相率詣左順門跪伏，或大呼‘太祖高皇帝’或呼‘孝宗皇帝’，聲徹於內……及午，上命錄諸臣姓名，執為首者學士豐熙、給事中張翀、御史餘翱、郎中餘寬、黃侍顯、陶滋、相世芳、寺正毌德純，凡八人下詔獄。

於是修撰楊慎、檢討王元正乃撼門大哭，一時群臣皆哭，聲震闕庭。上大怒，命逮五品以下員外郎馬理等一百三十四人悉下詔獄拷訊，四品以上及司務等官姑令待罪”。

“大禮議”局勢焦灼，楊廷和、毛紀、蔣冕先後因爭大禮去位，費宏繼任為首輔。

而原歷史上的萬曆中期，朝野諸臣連疏請求神宗早定“國本”，冊立皇長子朱常洛為皇太子。在當時，“力請者鱗次，四海之所傾心也”。朱翊鈞則強勢打壓群臣，“言官勸請豫教，蓋被降罰，省闇幾空”。

王錫爵也早在萬曆十九年疏諫朱翊鈞，要求早立皇長子為太子。朱翊鈞也是不聽，王錫爵遂以省親為名離京。

萬曆二十年，禮科給事中李獻可疏言“國本”之事，朱翊鈞降獻可外任，時任內閣首輔的王家屏也十分硬氣，封還御批以救言官，並以去位明志，朱翊鈞不留。繼而王錫爵被召還，繼任為首輔。

由此刻見有明一朝君臣衝突的激烈情狀，在當時，許多官員以終結仕途作為其堅持政治主張的代價。

劉健、謝遷言“乞休”，即被允退。僅嘉靖三年數月間，楊廷和、毛紀、蔣冕三任首輔先後因與世宗爭“大禮”去位，吏部尚書喬宇、楊旦、禮部尚書汪俊亦致仕回籍。

萬曆朝幾任閣臣，如王家屏等，皆因“國本”一事忤君，疏言求去，朱翊鈞也不留。由此高務實看出來，士大夫群體積極抗爭，的確給皇帝施加了巨大的政治壓力，但在這個過程中，君臣關係亦不免趨向惡化。

楊廷和當年便曾說過：“比議大禮，則以魚水之投，而為水炭之隔。”

君臣衝突初起時，閣臣身處中樞，位近於百官首領，他們難於置身事外，事實上，劉健、楊廷和等人引導了當時群臣對皇帝的抗爭之舉。

而出現因衝突導致君臣關係緊張的局面時，閣臣亦難於置身事外，他們勢必要做出政治抉擇，是持續性的以直抗君？還是委曲從君？

閣臣若取直道強諫，甚至一去以明志向，該種行為節義顯見，也使皇帝感受到其對政治原則的持守。但如此決絕，又在一定程度上意味著士大夫對自我價值的否定，此不僅繫於個人官位名利之事，也意味著當事者在已然焦灼的局勢中，失去了發揮持續性政治影響力的常規途徑。

閣臣若緘默，直至委曲從君，這有助於當事者獲得皇帝的信任，進而採取可能的手段來緩和緊張氣氛。但如此為之，在強諫明志者前赴後繼的政治氛圍中，則不免要承受關於名節有虧的輿論指責，以及隨之而來的心理焦慮。

總的來說，大規模的君臣衝突既是政治事件，同時也構成一種君臣關係緊張的政治處境。閣臣位勢重要，他們無從迴避地要有所表態。在大規模的抗爭活動後，是持續性地以直抗君，還是委曲從君，兩種行為取向皆有其合理性預設，又皆有侷限，這構成了閣臣政治處境的兩難抉擇。

在這種政治處境中，閣臣如劉健，取“直”，如李東陽諸人，則從“曲”。

完全的取直，高務實覺得並不甚佳，尤其他是知道大明朝政治走向的人，假設“將來”他也取“直”而致仕罷官，那麼這個大明也就幾乎是被宣佈“搶救無效”了。因此高務實雖然親手打造了“南疆退路”，但他從心理上是不希望啟用這條退路那一天的。

那麼，閣臣取委曲之道立朝，其政治實踐的特徵又如何？諸如“和緩”之類的形容詞，只是對一種行事風格的簡單化描述，結合李東陽、費宏與王錫爵在首輔任內的政治實踐，高務實當年總結出三點行為特徵。

其一即為順從皇帝主張。李東陽在正德元年隨劉健、謝遷一道要求皇帝誅殺用事宦官，正德元年八月至正德七年間，李東陽擔任內閣首輔，在任期間與劉瑾有往來應酬之事。查《明武宗實錄》可知，在劉瑾被定罪前，再未見李東陽彈劾宦官用事的奏疏。

費宏在嘉靖初年隨楊廷和等閣臣與世宗爭“大禮”，“署名公疏，未嘗特諫”。費宏於嘉靖五年至嘉靖六年間，擔任內閣首輔，充《獻皇帝實錄》總裁官。查《明世宗實錄》，閣臣石珤在左順門群臣“伏闕”哭諫事件後尚有持續議禮之疏，而嘉靖三年五月至嘉靖六年二月間，費宏再未公開非議世宗推崇本生父母之舉。

王錫爵在萬曆二十一年被召還為首輔，此後一度支援朱翊鈞提出的“三王並封”之議。朱翊鈞以手札向王錫爵諮詢“三王並封”之議是否可行，王錫爵對言：“以情以理言之，似乎無不可行者。”此後王錫爵又於奏疏中雲：“若冊立，乃陛下家事。”

這三人皆曾經以公開的方式贊成士大夫群體的抗爭性意見，然而在“伏闕”、“封駁”等諫諍方式未能感動君心之際，李東陽與費宏從君留任，王錫爵復出任事，且皆在君臣衝突的焦點問題上有順從皇帝之舉。

其二則為反對同僚強諫。在嘉靖朝“大禮議”焦灼時，許多大臣因君臣關係不合而去位，左順門事件使得士大夫群體受禍慘烈，凡此種種皆使費宏不免於懷疑群臣激烈抗爭舉措的有效性。

費宏說：“若無益於天下，而徒欲以直取名，以身嘗難，且使毒流縉紳，如陳蕃、竇武，如李訓、鄭注，如丙寅倉促之舉，則亦不能，且不敢也。”事實上，這個觀點高務實很能理解，甚至他自己的觀點與此也非常類似。

王錫爵自二次出任內閣首輔後，十分注意諫諍言行的策略性，在給同僚的書信中說：“竊恐快意一激，則諸公後路遂阻，以此先布私誠，再申密勸，少待外廷封駁之入，而後從中調護之。來教所謂以忠誠感動，以謀謨斡旋，先得我心矣。”

李東陽、費宏、王錫爵轉而慎言君非，但這並不意味著其政治價值觀因強勢君權而發生根本性質的變異，如王錫爵爭取使朱翊鈞早定“國本”的初衷始終如一，其自明心跡雲：“不肖發瓜州之後，以正月十四日入都，所急在儲事。”

李東陽說：“竊惟人臣事君，固當竭死生之力，尤當謹進退之節。”

費宏雖主持重，然也說：“敦尚風節，以稍振士氣，在盛世不可無人。”

以上言論其實都說明，李東陽諸人由親自參與諫諍，轉而反對同僚強諫，確有政治態度的變化，但這種轉變尚且只是一種策略性的調整。

至於其三，則是積極救護因諫諍而獲罪的官員。李東陽諸人在皇帝強勢打壓下，於諫諍策略有所調整，但委曲從君之際，又積極救護因君臣衝突而得罪的官員。“劉健、謝遷、劉大夏、楊一清及平江伯陳熊輩，幾得危禍，皆賴東陽而解”。

王錫爵以薦舉此前因建言而落職的官員為己任，“先是還朝之次日，已密與選君謀薦復諸君子之計”。

費宏雖迫於君勢而對“大禮”採取較為審慎的政治態度，但這一思路卻不能全然轉移到與張璁諸人的關係經營上。“璁(張璁)、萼(桂萼)由郎署入翰林，驟至詹事，舉朝惡其人，宏每示裁抑，璁、萼亦大怒”。

待到王邦奇攻訐楊廷和，並牽連費宏，費宏難於自明，亦不肯委罪他人以保祿位，遂一去以明志。

高務實透過對這些閣臣言行的分析，得出的結論便是李東陽諸人的行為取向特徵即費宏所言“委曲將順，乃克有濟”的事君之道。

所謂“委曲將順”，是指李東陽諸人雖贊同士大夫群體的意見，然在君臣衝突的情境中有許多無奈的權宜舉措，具體表現為順從皇帝主張，緩和諫諍姿態；

所謂“乃克有濟”，其實便是“委曲將順”的目的，所濟為何？在時事，在天下關懷，難做一定之論，然而卻肯定不是單純的諛君之路。李東陽諸人行事尚有其原則底線，這從其不肯順從君意追論諫臣之罪，即可看得很清楚。

在君臣衝突情境中，李東陽諸人以“委曲將順”之道事君，在具體政治實踐中調護時局，其退於君臣衝突之爭執，而得從容救護與君爭執之官員。

然而士大夫做出此類行為取向，終究以妥協為動作，且事涉個人榮寵，與傳統政治文化中的節操、名利觀念等相牽連，引發輿論譭譽不一。

在君臣衝突情境中，李東陽、費宏皆因皇帝挽留而不果行。王錫爵奉召入閣，其諫諍姿態相較於前任閣臣王家屏，大為緩和，且一度支援朱翊鈞“三王並封”的提議，三人皆因“出”、“處”之節而飽受輿論批評。

事實上，輿論對李東陽諸人的評價譭譽參半。貶辭責其不能去位以明大臣氣節，李東陽等人所焦慮者亦在氣節；褒論著眼於其能留任以護持時局，李東陽諸人對自身行為合理性的詮釋亦指向調和之事。

其實，對此類行為取向做何種評價，按照高務實一貫的二分論來看，還是要充分考慮傳統政治文化紋理複雜的情況，避免極端於一方。

褒之過甚，則過分偏於事功，不免於無恥，而近於功利；貶之過甚，則純然以節氣為重，不免於激越，而流於迂闊。

正是傳統政治文化提供了多種評判實踐行為的合理性通路，它們相互融合、制約，最終對映為複雜政治生態中李東陽諸人這一型別計程車大夫行為取向。

畢竟，因為這種行為取向的存在，使得帝制框架內計程車大夫政治獲得了必要的彈性，從這種意義上看，李東陽等人所為具有一定程度的合理性。

當然，也需要注意到李東陽諸人委曲事君，終究不免於放棄一些原則。閣臣若是這樣做了，就失去了約束同官的底氣。如焦芳者流一時勢盛，李東陽其實也難辭其咎。

高務實之所以此前一直很在乎名聲，珍視羽毛，也有這方面的原因。本來明代的閣臣就並非“真宰相”，若是一味以皇帝寵信而勢壓同僚，卻並非以身作則使人無話可說，難免會有人陽奉陰違，甚至持續不斷地湧現出反對者。

昔日嚴嵩不就是如此？世宗寵信最深之時，也一直都是倒嚴派存在。無非徐階是暗地裡的倒嚴派，高拱是明面上的倒嚴派(注：記得高拱用韓愈‘大雞昂然來，小雞悚而待’嘲諷嚴黨聚會的話麼？我記得前文中我寫到過。)罷了，總之倒嚴派從來沒有斷過。

當然，如果非要讓高務實做個選擇，他一貫的看法還是‘剛也好，柔也罷，終歸要看目的是否達到’。

只是，眼下王錫爵還沒有經歷群臣強諫而不成的挫折，因此個性明顯強硬，對於張誠的“誠意”也談不上重視，如此才有了這樣的反應，直接用“餘心之所善兮，雖九死其猶未悔”來回應。

眼看著張誠與王錫爵立刻就要談崩，終究是申時行這位以八面玲瓏著稱的首輔更懂“彌縫”之道，恰到好處地插了一句話進來。

申元輔彷彿沒察覺出任何一點火藥味，微笑著道：“張公此來，若是帶著鄭皇貴妃的誠意，時行即為臣子，總是該聽上一聽的。”然後施施然伸手虛做一個“請”的姿勢：“便請張公道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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