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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曆十一年的六七月,可謂是頗不安寧。

先是內閣的閣議對於建設禁衛軍堡一事爭論不下,最後交給皇帝宸斷,而一連兩天過去,這道奏疏始終沒有得到皇帝的硃批。若說是被留中了,卻也不像,好像只是單純地被暫時擱置起來,不知道皇帝在權衡什麼。

緊接著是薊遼總督周詠上疏,認為建州努爾哈赤近來十分活躍,對遼東邊防造成一定的壓力,題請將薊鎮古北路遊擊戚金及所部調至遼東東部駐守任職。

兵部就這道奏疏進行了部覆,對該邊臣加強遼東邊防的提議表示讚賞,並進一步提出可以讓戚金轉任瀋陽遊擊。

這道疏文及部覆得到的硃批就很快,皇帝第二天就表示了同意,並因為戚金的轉任會引起遼東東部邊防的要職出現連鎖變化,於是要求兵部將整個遼東東部的調動做一個匯總報告。

這種舉動不是很常見,但足以說明現在皇帝很關心的遼東的軍務,其中原因大夥兒都是明白的,這是在為西懷東制的最後“東制”做準備。

兵部奉旨,立刻召開了堂上官部議——也就是尚書和四位侍郎開會。

開會的過程不必詳述,總之最後呈遞給吳閣老審閱的部議是這樣安排的:

遼東副總兵曹簠位置不變;分守海蓋右參將馬棟;分守開原參將麻承恩;瀋陽遊擊戚金;鐵嶺遊擊曹簡(曹簠之弟);新設金復遊擊將軍,張萬邦任之。

至此,李成梁在遼東東部地區唯一還掌握著的重要職務,就只剩一個寬甸參將了。不過這也沒什麼大不了,畢竟總兵官還是他,而且李成梁的主力早已集中在遼西地區。

這道部議吳兌沒有做任何改動,直接拿給申時行過目,申時行思考了一會兒,也沒做出什麼改動就直接呈了上去。

申時行之所以沒有表示反對,是因為他覺得只要遼西在李成梁手裡就沒問題了,畢竟一旦發起對圖們汗的大戰,肯定是從遼西出兵,而不可能是遼東。

遼東頂多也就是打個下手,這無所謂,總不能自己把肉吃了,還一點湯都不給人家留下,那可搞不定——兵部怎麼說也是掌握在實學派手裡的,要是惹急了他們,說不定大家都吃不成。

皇帝收到兵部奏疏,很快批示同意。緊接著出了一件說大不大、說小也不小的意外:辛丑日,太白星白日可見。

高務實作為一個無神論者,即便在如今的大明政壇也一貫以不認同天人感應說而著名,他對這種現象當然從來不當回事。不過他不關心,總還是有很多人關心,比如申時行便就此發表了一通看法。

具體怎麼說的也不重要,反正最後的結果就是皇帝派他與定國公徐文璧、司禮監秉筆太監張誠覆閱天壽山所擇壽宮——雖說朱翊鈞還年輕得很,但歷來都是這樣的規矩,再年輕也要提前勘察將來自己在冥間的壽宮。朱翊鈞的壽宮之前幾年就已經勘察定了,只是現在還沒有開始修而已。

這一來,申時行這位首輔便暫時離京了。

天壽山並不遠,像這次這樣的檢視壽宮一般來說也不算什麼要緊事,只要沒出現太大的意外,回來基本都會說一切安好,前前後後頂多花個五天時間。如果申時行很著急的話,甚至三天就能跑個來回。

但不管是三天還是五天,這個時間都夠了——申時行前腳剛剛離京,次日皇帝就宣高務實進宮“平臺召對”。

所謂平臺召對,基本上相當於國情諮議,也就是皇帝諮詢大臣某些政務,通常來說以問詢地方封疆大吏,召對政務為主,個別時候也會問詢朝中要員。

此處所謂的“平臺”當然是有特指的。建極殿居中向後,高居三躔白玉石欄杆之上與乾清門相對者,雲臺門也,兩旁向後者,東曰後左門,西曰後右門,即雲臺左右門,亦名“平臺”。

凡召對閣臣等官,或於平臺,即後左門也。當時的規矩是,群臣(或某臣)肅立,皇帝坐在那裡,遇到問題就點官員的名,官員上前跪在那裡答話,遇到皇帝允准了,也可以站在那裡說,是為平臺召對。

以前皇帝找高務實說事,一般情況下是直接宣到文華殿的,這種召見相對來說要顯得尋常、親切很多,當然也可以說是不那麼正規。

而平臺召對相對於這種文華殿宣召而言,就正規很多了,一般來說,是在有重大國務需要嚴肅詢問的時候才會發生。

這就奇了怪了,建個大軍營也算重大國務了?哪怕這個軍營是堡壘化的,投資規模比較大,但這個“大”也只是個相對概念——對於大明的財政水平來說,建這樣一個超大型稜堡外加各種住房、倉庫等綜合性軍營,壓力不小。

然而事實上,根據高務實的初步計算,單純只說建築專案上的花費,也就是“總營建費”其實絕對值並不大:大概七八萬兩而已。

這……還不如建一艘大海船的花費,怎麼就夠得上重大國務了?

高務實是懷著疑問進宮的,直到參見了皇帝,他才知道朱翊鈞要問的並不只是建京北大營的事。

朱翊鈞問的是,太祖‘養兵百萬,不廢百姓一粒米’,為何到了現在,天下開支近七成都花到了軍隊之上?

他同時還問,如果說花了這麼多錢,軍隊異常強大那也還罷了,偏偏真正的善戰之軍少之又少,倘若各軍主將不帶家丁,幾乎大多數軍隊毫無戰鬥力,為何?

這個問題高務實自信是能夠回答的,只是他奇怪的是為何朱翊鈞突然之間就冒出這個疑惑來了。

更關鍵的是,這件事和上次申時行表示反對現在開建京北大營禁衛軍堡有關係嗎?是不是申時行對皇帝說了什麼話,才讓皇帝把拿到奏疏中的提議暫時擱置起來了?

當然,疑惑歸疑惑,皇帝的問題還是要先回答,畢竟是“平臺召對”麼。

這個問題其實是有歷史根源的,而且追溯來看,並不是只從朱元璋說起就行。

晚唐以後,尤其是南宋後期正規軍的地位就已經不斷下降,而輔助兵則得到了令人矚目的發展。所謂輔助兵,即在軍隊建制或地位上較諸正規軍或主要戰鬥兵低下,居於次要地位,或者是遊離於正規軍編制之外,卻又有一定官方合法色彩的武裝力量——比如岳家軍,又比如當下的武裝家丁。

究其原因,是由於自北宋以來,社會上重文輕武,中樞裁抑軍隊,導致軍人地位下降。相應計程車兵待遇也不斷下降,因為軍戶不允許從事副業,軍官則把吃空額當作收入來源,無疑使得正規軍的戰鬥力大為下降。

原來在隋唐時期地位較高的軍人,現在不僅成為處於農民之下的階層,甚至還成為不務正業的反面形象。軍人地位的不斷下降,導致正規軍計程車氣日益低落,軍隊成分日益繁雜而不堪大用。

明代的衛所兵制在初建之時,算是解決了後勤給養的問題,使得財政負擔減輕,其特點是寓兵於農,守屯結合。屯田成為各級軍隊指揮官的重要職責之一,依當時規定,邊地衛所的守屯比例為三分守城,七分屯田,這樣做節省了大量軍費開支。

太祖朱元璋曾以此自豪宣稱:“朕養兵百萬,不費國家一錢”。然而事實上,軍隊的戰鬥力和訓練程度、卻因為大量的屯墾任務而日漸削弱。

之所以朱元璋時期乃至朱棣時期的軍隊依舊保持著強大的戰鬥力,那主要是因為當時的軍功勳貴集團還比較強勢,而且國家周邊並不寧靜,時不時就有“實戰鍛鍊”的機會,所以當時的軍隊靠著這種慣性,還維持著一定的戰鬥力。

其實從靖難之役就可以看得出來,當時南京周邊的部隊,其戰鬥力已經出現了下降。單位兵力大致相同的情況下,南京的軍隊明顯打不過朱棣的部隊,原因就是南方已經承平了一些年頭,而朱棣那邊還動不動就和北元開片。

另外,軍籍和民籍嚴格分開也是一個大問題。具有軍籍的人分為兩種:軍官與士兵,這兩種人都有軍田,而且都是世襲。軍官世襲變成了貴族,士兵世襲變成了農奴,這就很操蛋了。

而士兵世襲又是一人從軍就永為軍戶,永不和民戶混雜。儘管長處在於兵源有保證,士兵生活較穩定,但作為世襲貴族的軍官由於生活太有保障,而一代又一代的懶散下去,最終就是隨著時間推移而越來越爛。

而作為世襲農奴計程車兵則終身任人驅使,前途沒有希望,其中稍稍有點上進心的,都會自發的逃亡。而不斷的逃亡,就更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衛所兵的戰鬥力——畢竟剩下的都是渣渣啊。

再一個,明代重文輕武之風更盛往昔,科舉之興盛也超過前朝。科舉入朝成為各階層最嚮往的坦途,武業更賤,衛所兵計程車氣、地位日益低下,戰鬥力也更加參差不齊。

正所謂“天子重英豪,文章教爾曹。萬般皆下品,惟有讀書高”。高務實為什麼地位這麼獨特?除了出身和太子伴讀的履歷之外,最根源的就是他“六首狀元”的身份在這個時代過於被神話。

在這種社會氛圍之下,被排斥在科舉仕途之外的軍戶子弟們社會地位顯得低下,而明代又有對罪犯充軍的所謂“恩軍”制度,無形中讓軍戶的社會形象更加不堪。明代商業開始發達,商人雖不入上流,卻也因生活富足而被另眼看待。

惟有軍戶被嚴格束縛在屯地上,又不得經商為業,更使得軍戶計程車氣和生活狀況始終低下,活都很活得跟狗一樣了,對於正常的訓練、征戰當然沒有多少積極性可言。

當然,軍戶之中考科舉的也有,比如張居正就是軍籍出身。可是要知道,張居正的軍籍可不是士兵軍籍,他是軍官的軍籍,所以才能考進士,士兵軍籍的人就別想這種好事了。

另外還有一點,明代的兵制規定在戰時由朝廷臨時派將授印,組成戰時軍事領導機關,然後從衛所調兵歸屬其指揮,在出戰時又往往拆散各衛所的原有編制,把他們重新組合,劃拔給各將領。這樣就造成指揮協調、管理等各方面的不便。

實際上,高務實搞禁衛軍,就是把這一條悄悄繞開了的,只是他沒有明說罷了。

再加之明代政治還有個絕症,就是宦官們幾乎什麼事都能插上一腳。有明一朝戰時除了喜用文臣為帥,還有一個制度就是太監監軍,即所謂的“監軍太監”,這些太監大多隻知道貪汙斂財,由此上行下效,軍隊的戰鬥力和紀律也就可想而知了。縱然偶爾能出現幾個不錯的,但要是按比例來算……杯水車薪,無改大局。

而高務實之前就和皇帝說過,禁衛軍的監軍必須嚴格規定職權範圍,也正是從這個方面考慮的,否則一旦碰上該太監很得聖眷又喜歡胡亂插手軍務,那這個禁衛軍遲早也被他玩死玩殘。

高務實娓娓道來,把這些情況逐一分析,朱翊鈞的神情就愈來愈嚴肅了。

正像他自己所說的,這天底下也就高務實敢在他面前直言不諱地說真話,即便這真話聽起來簡直誅心。

朱翊鈞尤其震驚乃至於欽佩的,是高務實居然認為文貴武賤是不對的——當然高務實說的是文貴武賤到如今這個地步是不對的,但那也足夠朱翊鈞震撼了。

不過高務實這話還真是心裡話,他確實不滿意現在大明的社會風向,武臣的地位實在是過於低下了。

按照高務實的看法,文比武貴重一些本身不奇怪,後世的任何正常國家,在國策層面都是文重於武,因為一旦武重於文,多半便會陷入****的怪圈,並不利於社會穩定發展。

但這種文武之間的懸殊也不能太大了,像大明這樣的情況絕對不應該——你不給武人合理的社會地位和經濟待遇,臨戰之時卻要求人家拼死作戰,怎麼可能?

好半晌之後,朱翊鈞才逐漸回過神來,目光復雜地朝高務實打量了一番,張張嘴卻又嘆了口氣。

“求真,你知道前幾天兵部的部議奏疏上來時,申先生在票擬中是怎麼說的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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