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9章 皇帝不擔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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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曆八年，高務實以新科狀元入翰林院，在一眾大佬的掛名之下，實際主持纂修《大明會典》，其會典之中正有提到恩蔭制度之處，並且根據嘉靖、隆慶兩朝時內閣的票擬和皇帝的硃批(查檔案)，對過去不曾明確的“文臣蔭武”問題作出了規定性說明：

“凡恩蔭世襲，文、武大臣及總兵參遊以下將領剿賊，如遇大敵，能運謀設伏，衝鋒陷陣，建立奇功者，撫按分巡官核實具奏，兵部題奉，欽依升職蔭子，有世襲字樣者俱準襲。”

此條首次明確了文臣恩蔭武職的軍功原則，並開列上報的稽核程式。該法令不見於正德版《大明會典》中，系嘉靖朝以後漸成之例，在萬曆朝被確定(這是個史實)。

說完這些，就到了兩個最關鍵的問題了：

為什麼文臣蔭武的勢頭會止不住？

為什麼皇帝不懷疑蔭官武職的文臣之後？

第一個問題的簡單回答是：問題出在爵賞困難，不足以酬功之上。

明代異姓軍功爵位只有公、侯、伯三等，相比中國傳統的“五等爵”已屬缺制。而自明代開國伊始，絕大多數勳爵即由武將受封，文臣得封爵者屈指可數。

嘉靖以後雖邊事迭起，文臣督、撫多親歷疆場，但勳爵冊封卻又趨於停滯。

其實，朝廷視封爵為重典固然不錯，但過度地吝惜爵賞，反而會使得大臣喪失為國效忠的進取心。

對此，很多人也提過意見、建議，比如陳子龍就提出恢復“五等爵”以振奮軍心：

“今天下奮智亡身，趨功名，為天子去所惡，則莫若輕封爵矣……今天下之患，人輕上位而意無求進。聖王設所慕以系其心，以其事異而名重也。夫爵，權物也，濫則重之，以示有尊也；曠則輕之，以示能臻也……今莫若復子、爵為五等，而餘悉去不置，明等危、汰冗雜也。”

然而有明一朝，國家大政多系朱元璋以“祖制”名義構建，僵化不可變通。在這種情況下，制度化的文臣蔭子武職，由於有軍功推戴、子孫世襲的性質，在一定意義上代替了文臣封爵的政治功效與政治意義，成為朝廷酬答功勳文臣的重要形式。

這種制度的關聯性雖然沒有開列於典制，卻為時人預設共識。

如前文所述，弘治朝就有于謙之子于冕題請再蔭于謙後代武職之事，其實他當時就並列援引前朝兵部尚書王驥封伯與兵部尚書馬昂、白圭、程信、餘子俊等蔭子錦衣之事例，作為乞請理由。

類似的將蔭子武職比附為“次級”封爵，或“準封爵”制度的觀點，在明代中後期廣泛流行，如沈德符在編撰《萬曆野獲編》時，就把有關文臣蔭子武職的《世官》條及《補蔭》條納入《勳戚》卷中。

明代公、私文案典籍中徑稱文臣蔭子武職為“延世之賞”、“延世金吾”，也是比附公侯伯“世爵”稱謂而來。

舉個例子，嘉靖初年，廷議王守仁封爵事宜，群臣就曾上奏雲：

“夫封爵之典，論功有六：曰開國，曰靖難，曰御胡，曰平番，曰徵蠻，曰擒反；而守臣死綏，兵樞宣猷，督府剿寇，鹹不與焉。蓋六功者，關社稷之重輕，系四方之安危，自非茅土之封，不足報之。至於死綏、宣猷、剿寇，則皆一身一時之事，錫以錦衣之蔭則可，概欲剖符，則未可也。”

這段話說的是什麼？簡單的講，就是軍功大者封爵，軍功小者蔭子錦衣，可謂是點明瞭“蔭武”與“封爵”之間存在的制度關聯性與補充性。

嘉靖初年，時任兵科給事中的夏言等人，奉命查勘前朝武職冒濫狀況後奏報，其奏疏中先論洪武“開國”、永樂“靖難”公、侯、伯冊封情況，表前朝“慎重名器”之意，緊接其下陳述錦衣衛職官“額設”職官名目，並痛陳“自正統後，貴妃、尚主、公侯、中貴子弟多寄祿衛中，遞進用事”，及“正德間，奄宦擅權，貴倖子弟以奏帶冒銜錦衣者尤多”的弊政，甚至隱然有將勳、戚、文、武、內各類大臣的蔭子錦衣都比附為封爵之意，可見蔭子錦衣，在大明的政治褒獎機制中的地位作用。

王崇古在俺答封貢時，是邊臣首功(他是時任宣大總督)，家裡得幾個蔭官理所當然。

高拱那就更不必說了，因為他的各種功勞，高家得到的蔭官名額到現在居然還沒用完——晚輩不夠了。

所以這個“文臣蔭武”的趨勢止不住，也不可能止住——德懋懋官，功懋懋賞，那些大臣的功勞擺在那裡，但他官也不能升了，爵又不能加，不蔭官子孫還怎麼弄？

而說到皇帝不懷疑這些蔭官的文臣之後大多塞進錦衣衛，卻也有幾個方面的原因。

首先最根本的一條是，大明的文臣還沒有造反的先例——你非要說胡惟庸那就沒意思了。

在這個基礎之下，便可以論及其他方面，其中又有一個趨勢問題。

明代官場“自分縉紳、介冑兩途”，文官銓選以科舉為基礎，武官銓選以世襲為基礎，所謂“國家所以駕馭文武者，惟擢用與承襲而已”。

武官集團主要由明初軍將的子孫後代構成，是一個相對封閉的身份性世襲社群，如戚繼光也是這種出身，而如劉顯這般靠著一刀一槍打出來的，那真是鳳毛麟角。

而文臣子弟一但蔭入錦衣衛世襲，就意味著這支子孫世代佔籍右列。這種現象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大明武官群體的內部封閉性，呃……也算是改善了錦衣衛武職人員結構。

不少進入武職行列的文臣子弟繼續保有原縉紳家族的做派和社會交際網，同時透過婚姻、職務關係等，又不斷漸染武士之風，成為溝通縉紳與武職兩大政治社會群體的紐帶。

實際上，文臣蔭武子弟的這種社會媒介作用在明代中葉便已凸顯。如弘治年間，吏部尚書姚夔之子、中書舍人姚吉甫，就曾倡導父輩中同榜進士而“通朝籍，居京師者”舉行聯誼活動，引得在京官宦縉紳子弟唱和交遊，有“四十年通家之誼藹然如昨日”之盛況。

當時參與集會者多是文職士紳，而因父蔭入武職的兵部尚書白圭子錦衣衛千戶白鑌、巡撫李秉子錦衣衛百戶李靖也欣然參與。

再如大明的七朝老臣、吏部尚書王翱蔭一子王竚為錦衣軍職，王竚長女“適天津左衛指揮黃溥”，次女“適國學生楊鏜”，孫女五人中“長適馬溥、次適錦衣千戶韋綱，次適錦衣指揮張禹之子，其次適錦衣千戶趙輗之子，其次適騰驤衛指揮夏銘之子疄等”。這就是聯姻的功能性表現了。

至萬曆以後，銓入錦衣衛的文臣子弟，憑藉自身跨越“文”、“武”的特殊政治文化背景及資源，在社會交往的基礎上，還構建出一套政治庇護關係，保障自身及家族利益的長存。

這一方面的主要表現，就是文蔭子弟藉自身特有優勢，逐步掌控了錦衣衛的權力。

在原歷史上，現任錦衣衛都督劉守有之後，其孫劉承禧、其曾孫劉僑繼續兩代世襲錦衣衛官，而且皆升至都督一級並掌衛事。

而除了劉氏之外，吳兌之孫吳孟明、兵部尚書郭子章之孫郭承昊、兵部尚書田樂之子田爾耕，都是天啟、崇禎時期顯赫一時的錦衣衛都督。

基於錦衣衛司法職能的特殊性及文蔭子弟的自身優勢，明代甚至有人提指出“錦衣用人之法政，與司馬門推擇材官不相類也。以其介而仗立丹陛下，與執法筆簮之士大夫共對”，故而錦衣衛都督“惟儒而後能當此任”的理論。

也就是說，從劉守有之後，你要不是個文臣之後，你都不適合做這個錦衣衛都督！

皇帝說什麼了嗎？沒有，皇帝不僅預設了，甚至看起來還挺支援——文臣之後既然也是忠良，朕為什麼不用？

而且錦衣衛原本名聲那麼臭，現在換了幾個都督之後，居然一時稱賢，朕何樂而不為啊！

至於，你說錦衣衛會不會失控？

開玩笑，錦衣衛早就歸東廠監督啦！欽差提督東廠這個位置，可只有內宦能做，總不會有哪位文臣這麼牛掰，把兒孫切了送進來做廠督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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