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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光荏苒,一去經年。

萬曆六年七月初二,大明發生了一件悲劇性的大事。

前文華殿大學士張居正,於本年六月上旬在江陵老家鬱鬱而終,其長子張敬修上疏乞賜蔭諡。

疏至內閣,首輔高拱見文,痛哭失聲,竟至昏闕,內閣眾官驚急,乃傳太醫至,而元輔已逝矣。

時帝與觀政高務實正於文華殿講讀,聞訊急至內閣,見元輔案上,文牘滿置,竟高數尺。

帝大慟,涕淚難止,執務實手言:“昔先帝臨崩,託孤元輔,曰‘以天下累先生’,而今先生駕鶴,如船失舵手,房缺中梁,朕哀極痛極!更不知今後又何為之?”

不多時,皇帝欲下旨輟朝三日,觀政高務實立刻勸諫,曰:本朝文官喪禮,輟朝禮均只一日,惟榮國公(姚廣孝)享輟朝二日禮,禮不可廢。請止。

帝答曰:“如此,改輟朝二日,不得再諫。”

於是朝廷為高拱之死輟朝兩日。

第三日時,皇帝誥命:“……大學士高拱,銳志匡時,宏才贊理。當畿庭之再入,肩大任而不撓。謀身近拙,實深許國之忠;遺俗似迂,雅抱殿邦之略。幕畫得羌胡之要領,箸籌洞邊塞之機宜。化椎結為冠裳,柔犬羊於帖服。利同魏絳,杜華夏之深憂;策比仲淹,握御戎之勝算……

博大精詳,淵宏邃密,經綸偉業,社稷名臣。……慷慨有為,公忠任事。迨殫內寧之略,益宏外御之勳。嶺表滇南,氛淨長蛇封豕;東夷西虜,煙消堠鷺庭烏。洵稱緯武經文,不愧帝臣王佐。

蓋有不世之略,乃可建不世之勳;然必非常之人,斯可濟非常之事。

……贈上柱國,諡文正。佈告中外,鹹使聞之。欽此。”

誥命一出,滿朝傾羨,高氏門生,紛紛讚頌。

文正!

自司馬光提出“文正是諡之極美,無以復加”之後,歷代文官夢寐以求的死後尊榮,美諡之極!

文正二字,何等之重?只說明朝,便有一例可證。

武宗之時,大學士李東陽垂死,大學士楊一清來看他,見李東陽為諡號擔憂,楊一清就向他表示,朝廷將給他文正的諡號。垂死的李東陽聽罷,竟在床上向楊一清磕起頭來。可見“文正”之諡在士人心中的地位。

張居正死了,據說是鬱鬱而終,但這可以理解。

高拱也死了,卻不知是累死的,還是想到與張居正多年的恩怨,心情激盪之下的意外。

對於高拱之死,傷心的人很多,但其中最甚者,恐怕還是高務實。

他覺得高拱大機率還是死於勞累過度,這個年過六旬的老人,一心念著先帝託付,沒日沒夜的工作,連高務實無數次勸他多休息時,他都每每回答:“年老少睡而已。”

去年被高務實“挖角”而來京師、今年剛剛編成《本草綱目》的李時珍也數次向高務實提過,說元輔過勞,恐難持久。

可惜,沒人勸得住他。

歷史上,高拱便是死於萬曆六年,如今他仍然死在了這一年,時也?命也?

但除了這一點,高務實還有更多的感慨,因為張居正也死了,甚至還死在高拱之前。

原本的歷史,已經因為他高務實的到來,出現了最大的變化。

是好的變化嗎?高務實認為是的。某種程度上來說,他一直認為張居正算不上一個真正的改革家,只有高拱才是。

高務實認為張居正應該是整頓派。

原歷史上,張居正的施政基本上是以整頓為基調的。他的立足點不是改革,而是整飭紀律,恢復祖制的活力。

改革是制度的創新,整頓是祖制的恢復。

宋朝時王安石變法是突破祖制、創制新法的真正改革;而張居正推行萬曆新政的諸多內容,都是祖制的恢復和整頓,不應列入改革範疇。

唯二有新意的,是考成法和條鞭法。考成法擴張和強化了閣權,提高了行政管理的效率,但卻消除了科官對政府的監察職能,破壞了祖制小大相維的制衡原則。

然而,高拱也推出過“考課法”,甚至在這一世,由於高務實“政績量化”的思路影響,高拱的考課法走得更遠,用意更深。[無風注:本書第一卷有述。]

“一條鞭法”則不是張居正的發明。在張居正還是五歲孩童的時候,就由桂萼創始並由傅漢臣等人推行了。在隆慶、萬曆時,一些地方官員如龐尚鵬、王宗沐、劉光濟、海瑞等多人在所轄地區以至全省範圍內的推行,一條鞭法漸次盛行。

由此可見,張居正只有推廣之勞,並無創始之功,所以不能稱為改革家。

其實後世也有學者認為“高拱的人品操守、膽識才幹、改革意識,都是張居正所不及的。”在他執政的兩年半里,創行了吏治、司法、軍制、邊防、水利、漕運、海運等全方位的改革。

他不僅有《除八弊疏》的施政綱領,而且還打破了禁海政策,造船隻,開海運,“實行對外貿易”。高拱還“特別重視發展工商業”:“親自到市場調查研究”,“瞭解實情”。他還大力支援和推行丈田均糧和一條鞭法的賦役制度改革。

而張居正執政的十年,“並沒有完全繼承高拱的改革方向”。特別是他“對高拱的開海運、開放對外貿易主張暗自抵制”,重新恢復海禁,推行閉關鎖國的基本國策。

因此這部分學者的評價是:“高拱是政治家、思想家和改革家,張居正是官僚、政客,實用的保守主義者”,“高拱是真正的改革派、而張居正基本上屬於整頓派”。

至於改革的效果,以經濟改革為例,歷史上高拱罷官前的隆慶五年(1571年,只算到隆慶五年是因為隆慶六年他就罷官了。),太倉銀庫歲入310萬兩,歲出320萬兩,歲虧只有10萬兩,比隆慶元年至四年(1567-1570)平均歲虧的206.6萬兩,減少了196.6萬兩(無風注:參見樊樹志《萬曆傳》)。這就為張居正執政時期國庫盈餘奠定良好基礎。

張居正執政後繼承了高拱的與俺答維和的局面,有其功勞和貢獻。“但是,他享受的和平‘紅利’,超過了他的貢獻”。張居正接手的不是一個“爛攤子”,而是“坐享了高拱遺下的和平‘紅利’”。

而這一世沒有張居正的接手,高拱又做到了哪些,以至於使萬曆對他的去世如此傷心,並給他追諡“文正”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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