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百二十九章 方孝孺的離開(一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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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閣。
解縉揉著眉心,長吁短嘆,滿是憂愁之態。
鬱新也好不到哪裡去,翻看著手中的奏摺,只能鎖眉,端起茶碗,熱茶都冷了。
「戶部員外郎蕭齊上書反對,希望皇上能收回三道旨意,這奏摺我們該如何著墨?」
鬱新將奏摺收起,起身走向解縉。
解縉擺了擺手:「員外郎不算什麼,真正讓人擔憂的是這一封奏摺。」
鬱新接過解縉遞過來的奏摺,開啟一看,不由深吸一口氣,驚訝地喊了出來:「方希直怎也參與到這種朝事之中?」
方希直,方孝孺!
解縉端起茶碗,沒了往日雅緻,一飲而盡,嘆道:「方希直不同於其他人,他的話,可是有很大影響。他反對三道旨意,若處理不當,可能引起滿朝風波。」
鬱新凝重地點了點頭。
方孝孺這些年來很是低調,一心治學,很少參與政務。可他發聲,沒有人能聽而不聞,要知道他現在的頭銜全稱是翰林院翰林學士,國子監儒學院院長,思政學府博士,還有著監察內閣的權力。
不管是翰林院,還是國子監,亦或是思政學府,都有一群人稱方孝孺為先生,先生髮聲,隨後便是弟子跟進,先生被欺負,保不準明日就有一群人鬧事。
解縉有些頭疼,無奈地說:「這方希直越來越涉入朝廷了,這不是一件好事啊。」
鬱新知道解縉是在說去年冬日寒災時,方孝孺帶學生要求朱允炆下罪己詔的事,按理說,老天怎麼下雪,怎麼個寒冷,也不關方孝孺的事,不能因為少了國子監五千斤煤炭就跳出來。而這件事似乎成了一個訊號,一個方孝孺想要活躍於朝政之上的訊號。
這才幾個月,方孝孺再一次捲入到軍國大事之中。
奏摺中三千言,說盡禮儀之邦,滿篇以和為善,以鄰為友,只為了告誡朱允炆,大明不應霸凌諸國,霸氣側漏,應對外謙虛友好,寬容大度,應得饒人處且饒人,莫起兵戈之禍,徒害百姓與軍士。
鬱新看過方孝孺的奏摺,對解縉不安地開口:「若是遞到武英殿,方希直怕是有難啊。」
解縉無奈地添茶,苦澀地點頭:「陽江船廠被劫掠,軍情寫得清清楚楚,而且抓了二百倭國俘虜,證實為倭***士,而非尋常倭寇,由此可見,日本王足利義滿已經將手伸向了我大明,可謂是不宣而戰,我堂堂大明對等宣戰倭國,合情合理,有理有據,如何能反對,還讓皇上寬容,遵太祖不征討之旨,當真是荒謬!」
鬱新拿著方孝孺的奏摺,很是為難。
自己與解縉反對朱允炆將事態擴大,不出動水師追蹤與剿滅陳祖義,不對倭國作戰,歸根到底,不是因為不想支援,而是因為國內問題太多,西北事,北平事,耗費了朝廷太多人力、物力、財力,經不起更多折騰。
當朱允炆勒緊腰帶,下定決心收拾陳祖義時,解縉與鬱新是點了頭的,戶部尚書夏元吉都沒反對,而是旗幟鮮明地支援為陽江戰死的軍士報仇,奪回船匠,朝臣中請戰派居多,在這種情況下方孝孺唱反調,不是出於現實的困難,而是出於儒士的寬仁,這就有點胡扯了。
儒家的寬仁,不是佛教的光,啥時候也普照到了敵人腦袋上?
誰若是對殺了陽江軍士的倭人說一句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估計朱允炆會先舉起屠刀砍他全家,然後放下屠刀,回武英殿繼續當自己的「佛」。
國家有國家的尊嚴,有國家的底線,人家都不給你尊嚴,踐踏你的底線了,你還眼巴巴地湊上去說,你打了我左臉,我還有右臉可以給你打,哪怕你把我打成豬頭,我也是寬仁的,博愛的,咱們是好朋友,我不會對你動刀子。
這種邏輯與思維,迂腐到鬱新都感覺到可怕,可偏偏這迂腐的話語是一個大儒說出來的,他的背後,還有著一個個信服他的人。
鬱新嘆了一口氣:「是有些荒謬,可這奏摺已送到內閣,想來六部也已知曉,朝臣都在看著內閣與皇上的態度,若擬寫反駁之詞,為方希直髮聲者必眾,明日你我便會被他人攻訐彈劾。若不作處置,直接轉給皇上,也必會被皇上斥責。」
解縉頭疼就頭疼在這裡,方孝孺背後有一群儒生,不說一呼百應,但喊一嗓子叫個三五十號人還是有可能的,雖說自己不怕彈劾,但也不想總被人摁著罵啊,鬼知道這些人能想出什麼詞,萬一牽強附會,把自己給拉下去,可就真冤枉了。
「遵本心吧。」
解縉下定了決心,不能什麼事都讓朱允炆抗,自己需要有當盾牌的覺悟。無論是水師對陳祖義,還是大明對倭國宣戰,這都是政治正確的事,自己理應去做,也不應畏懼。
立場,不取決於別人的聲音在哪裡,而取決於自己的腳站在哪裡。
鬱新看著解縉揮毫,寫下了一段評判:
希直言,婦孺聞尤唾之。
臣縉進言,革其思政學府博士之職,以觀後效。
簡單的字,透著滿滿的嘲諷,帶著反擊的刀鋒。鬱新擔憂地看著解縉:「如此一來,你與方希直之間就沒轉圜餘地了。」
解縉冷哼一聲,頗是不屑:「他若不服,大可帶弟子來戰,解某人還沒怕過他。」
鬱新沉思了下,搖了搖頭,提起筆在解縉評語之後又新增了四個字:
臣附議。
解縉有些詫異:「你與方希直私交不錯,這樣做的話怕會……」
鬱新轉過身,堅定地說:「國事豈能容私情左右,雖說朝廷對倭國宣戰有些倉促,以當下水師力量也很難遠征倭國,但倭***士犯我陽江,殺我軍士,若不亮明態度,大明還有何威嚴。正如梅殷所言,天下人都在看著朝廷,我們不能退啊。」
解縉整理好奏摺,感嘆道:「可惜,他們看不懂,總一位寬仁四方才是治國之道,總認為國雖大好戰必亡。你看著吧,反對之聲怕會不絕於耳。」
鬱新自是清楚這一點,儒士所接受的教育決定了他們在對外上過於寬容,總希望尋求和平手段來解決問題,這些年來,朱允炆興盛文治的同時,並沒放下過武功,或許這種開拓、戰爭與冒險,讓他們不安吧。
事實上,自己也不安。
鬱新坐了下來,陷入沉思,從目前來看,朱允炆所作所為並沒有錯,只是感覺這一切發生的有些恍惚,總透著一種說不出來的感覺,似乎這一切的對策,早已擺在了朱允炆的桌案上,陽江事件的出現,恰恰給了朱允炆這個機會。
梅殷也好,鐵鉉也好,都極力主張對陳祖義出動水師,可沒一個人主張對倭國宣戰的,更沒有一個人能想到派遣使臣去朝-鮮,商議借水道或合擊倭國,可偏偏朱允炆的三道旨意中,只有第一道是針對陳祖義的,第二道與第三道都是針對倭國。
這個皇帝,對倭國還是一如既往的,嗯,苦大仇深?
沒錯!
就是苦大仇深的感覺。
從建文元年趕走倭國監生,下旨禁絕倭國進入大明及海域,到後來整頓沿海衛所,清剿倭寇,再到如今徹底宣戰,甚至有對倭國斬盡殺絕的意味。
看過往,只是與倭國沾邊,朱允炆就沒打算善罷甘休過。
鬱新甚至懷疑,若是韃靼、瓦剌犯邊,殺了大明幾百軍士,朱允炆很可能不會如此態度,最多也就是加強戒備,找機會收拾過來。
朱允炆看到了方孝孺的奏摺,對這位大儒的耐心也消磨殆盡,下旨傳召
方孝孺入殿,沒有人知道里面發生了什麼,只知道方孝孺出宮這段路上摔了三個跟頭。
翌日一早,方孝孺上了奏疏,表示自己年紀大了,想要回家寧海過幾天清閒日子。面對如此大儒請辭,朝廷至少應該走走程式,挽留一次,讓方孝孺再次請辭,再挽留一次,再請辭,第三次的時候批准,可這次內閣與朱允炆都很乾脆,程式都沒走,直接批了。
方孝孺的離開,標誌著朱允炆正式對守舊儒學、守成儒學、對外寬仁儒學出手。
在朱允炆、楊士奇、李-志剛等主導下,國子監儒學不得不適應這一變化,從各類典籍中尋找理論依據,補充開拓、進取、偉業等內容,將治國平天下中的平天下,引申為國無敵患,四海清平,天下方平。
思想的轉型是緩慢的,但畢竟已經開始。
看不清形勢,甘願縮頭,打著為民為國旗號反對朝廷清剿海賊、對倭國宣戰的一干儒士、官員,不需要朱允炆清理,吏部就先一步動作起來。
吏部尚書蹇義經過幾年的沉澱與觀察,終於瞭解了朱允炆的政治理念與方針,開始迸發出自己的智慧。
蹇義一改往日的平和,大刀闊斧,藉著全察的機會,對於那些尸位素餐,只謀私利,不敢進言,沒有作為的官員發動了彈劾。
蹇義一斧頭下去,短短數日,都察院銳減了三十多人,這讓都察院左都御史戴德彝臉都黑了,可又抓不到吏部的把柄,只好發了狠,你們能幹,我們都察院也不是吃素的,想整頓,那就來一次大的整頓。
全察一開始,應該是不溫不火的,可誰料,建文六年的全察一開頭,就如烈火添油,燃燒得猛烈。
這一把火從京師很快燒到地方,大明官場風氣為之一變,加上今年是十優州府、百強縣之年,還是大朝覲之年,幾重考核疊加在一起,貪官汙吏更是膽戰心驚,今天要面對御史,明日要面對戶部官員,後天還得接待安全域性盤問,大後天還得去布政使司彙報工作……
全察的開始,分散了官員的注意力,也沒幾個官員再會去心疼什麼倭國,談論什麼仁善博愛,現在最重要的是自己腦袋上的官帽。
上百內侍抬著一個個箱子進入坤寧宮,馬恩慧看著擺滿院子的禮物,不由微微蹙眉。
代王妃徐妙清對馬恩慧款款行禮:「代王說朝廷要打海賊,打倭國,臣妾可不敢妄議國事,只是想起前段時日朝廷發行債券,眼下又動水師出征,想來壓力頗大,正好家中還有些錢財,便送一些到宮中,萬望能為宗室出一分力,將那海賊倭寇剷平,也好讓百姓們過上安穩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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