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百三十節小日子越來越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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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京，港區。

左重在藥店的廁所裡摁動了手機傳送按鈕，將最新情報向局本部彙報，這些天戴春峰已經催促了他好幾次。

可以理解，東京站被日本人破壞，人員全軍覆沒，背後原因要查清，存在的叛徒要解決，老戴的壓力很大。

不過有了兵變的詳細情報以及檄文這兩個重要的收穫，戴春峰就算是面對光頭的責難，也有了說話的本錢。

把手機收回到空間，左重和何逸君隨意吃了一點料理，隨後兩人關閉店門，肩並著肩順著防波堤邊走邊聊。

即使他們每天都會檢查藥店內有無監聽裝置，但是在日常生活的場所內討論工作，依然是非常危險的行為。

聽著海浪拍打堤壩的嘩啦嘩啦聲，左重幫何逸君披好肩膀上的圍巾，手中隱蔽遞出了一張紙條，輕聲說道。

“五天後行動，到時你先行撤退到安全屋，這是安全屋地址、撤退路線及接頭方式、暗號，給你五秒鐘記憶。

如果我沒有回來，你到達滬上不要停留也不要去金陵，直接乘最近的客輪去紐西蘭，我已經跟家中交待好。”

何逸君咬了咬嘴唇，開啟紙條藉著路燈的照明，將上面的內容快速記住，接著將紙條捏成一團放進了嘴裡。

她知道幹他們這一行的最忌諱兒女情長，等任務完成了，有的是時間說話，任務沒完成現在說再多也沒用。

“哈依，我明白了。”

何逸君嚼碎紙團嚥下，順帶提出了自己的迷惑：“岡本君，東京站中的叛徒到底是誰，您準備如何處置對方。

另外按照局座定下的規矩，一人叛變，全家都要接受嚴厲處置，需不需要我回國後通知總部進行秘密清除。”

“不急，我不確定叛徒是誰。”

與何逸君並肩而行的左重語出驚人，他雙手抄在風衣口袋裡，用力踢開地面上一顆石子，抬頭小聲解釋道。

“東京站站長莊自力、行動組長譚偉、情報組長王中泉，此三個人都有叛國投敵的嫌疑，這次我會全部除掉。

我們沒有時間和第二次機會甄別他們，他們掌握了太多秘密，一旦向日本人全盤托出，後果將會非常嚴重。”

左重語氣凝重，停下腳步眺望遠方的燈塔，慢慢轉動的燈光照在他的臉上又移開，讓人看不真切他的表情。

這些天他考慮再三，在缺乏直接證據的基礎上，快刀斬亂麻不失為一個好辦法，哪怕他內心不願意這麼做。

事有輕重緩急，

必須有所取捨。

何逸君聽完保持沉默，有時候真相不重要，完成目的就夠了，與國家和民族利益相比，個人生命無足輕重。

既然無法確定叛徒，那就把嫌疑人都幹掉，這對無辜者不公平，可這是你死我活的鬥爭，容不得婦人之仁。

而且可以痛快死掉，對於被俘者是種解脫，如果被俘的是自己，她寧願被自己人滅口，也不願意接受刑訊。

“岡本君，請小心。”

何逸君沒有多說，腳下向著左重的方向又走近了兩步，背面而來的月光拉長兩人的身影(唱起來了，咋回事)。

遠處監視他們的香田清禎兵變團伙成員，以及海軍情報部特務、統制派財閥的眼線看著這幕沒有絲毫懷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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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此同時，不光掛著岡本重信馬甲的左重，參與兵變的所有組織者都處於嚴密監視中，整個東京暗潮湧動。

只是這些人沒有發覺身邊多了些不起眼的小販和行人，情報科派駐日本的特別小組正在抓緊時間蒐集情報。

近距離獲取日方職業情報人員資訊的機會很難得，傅玲親自上陣帶人進行秘密拍攝，同時保護左重的安全。

中日特工在日本本土鬥得不可開交，已經幾十章沒出現的戴春峰收到左重電報後，第二天跑去晉見了光頭。

過去的1935年和1936年對於國民政府不是一個好年份，被重重包圍的西南地下黨將幾百萬大軍耍得團團轉。

對方不僅跳出了包圍圈，還回頭將追兵打得潰不成軍，數次全殲營、團、旅級別單位，人員裝備損失慘重。

按照中央社的報道，一部分“匪軍”更是流竄到了西北地區與那裡的地下黨軍隊“同流合汙”，剿匪形勢不甚樂觀。

國內外輿論也對金陵的攘外安內政策瘋狂抨擊，搞得光頭焦頭爛額，被打中幾槍的汪某人竟再次跳了出來。

在如此內外交困的情況下，光頭依然選擇一條道走到黑，不斷調嫡系部隊參與圍剿作戰，並且還不忘微操。

至於結果....

中央日報的陣亡者名單每天都在重新整理新的歷史記錄，搞得正經新聞都沒有版面刊登，報社只能專門的號外。

所以當光頭得到戴春峰帶來的東京情報時，立刻從沙發坐起，舉著一張電報紙在憩廬的會客廳內大聲叫好。

“慎終做的很好，懲處叛徒的事情刻不容緩，日本國內也要亂起來了，國府可以趁機集中兵力徹底剷除匪患。

待到地下黨被消滅，我當率領百萬健兒與日本人一決勝負，如此不枉先總統的囑託和無數國民的殷切期望。

春峰，調查統計局要滿足慎終的一切要求，所有機關在日本的情報人員都要聽從他的指揮，這件事你去辦。

我曉得外交部、海軍、軍委會多多少少都有人員安插在那邊，現在到用他們的時候了，千萬不要吝惜賞金。”

“是，校長。”

戴春峰挺了挺腰桿，領袖的反應在他的意料之中，在前線都是壞訊息的當下，任何一條好訊息都是寶貴的。

只是跟西南打了這麼久，他算是看明白了，想剿滅地下黨怕是不容易，兵變估計也不會造成日本國內大亂。

這是基於情報的合理分析，首先日本的社會結構相對穩定，底層的百姓很難站出來反抗天蝗和政府的統治。

加上起事的只有一千多人，跟東京周邊十幾萬軍警比起來，根本影響不了大局，最多讓日本人的臉上難看。

不過，戴春峰不會蠢到跟光頭實話實話，外交部、海軍、軍委會他也不準備去聯絡，因為這純屬白費功夫。

人家憑什麼將用無數資金和資源培養的特工交給調查統計局，國府裡沒有這種傻子，哪怕這是領袖的命令。

一切就看慎終了，希望他這位得意弟子能利用最小代價完成鋤奸任務，其它的盡人事聽天命，戴春峰暗想。

“對了，還有一件事情。”

光頭不知道心腹的想法，原地轉悠了兩圈說道：“慎終從陸大高等教育班結業便帶隊去執行任務，勞苦功高。

他現在還是上校軍銜吧，日本人的細菌武器基地被搗毀，他是立下大功的，可惜事關隱秘不便於公開獎賞。

讓他在特別班掛個名，將來可以順理成章地升銜，不能讓辦事的人寒心，告訴慎終，我等待他勝利的訊息。

好了，我就不留你了，你要吸取東京站被破壞的教訓，將特務處和特工總部日常工作管起來，不要放羊嘛。

你們都說徐恩增是廢物，我看徐恩增在東北的表現就很不錯，說到底，我們做事業還是要靠鄉黨和自己人。”

光頭嘮嘮叨叨說了一堆，在衛士的陪同下拄著文明棍走了，戴春峰擦了擦頭上並不存在的冷汗離開了憩廬。

左重很快就收到了來自金陵的“好訊息”，他即將滿足功德林大學招生的最低條件，這小日子真是越來越刑了。

但是他現在沒空管這些，每天除了去日日新聞向小野聰彙報逆賊的動向，就是跟香田清禎一幫人完善計劃。

耐人尋味的是，根據他的親身查探，平時在大街上耀武揚威的日本憲兵們像是消失了一般，根本不見人影。

要說這不是日本軍方高層人員的刻意安排，打死左重都不信，看起來很多人都希望這場兵變可以正常展開。

這很正常，

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

在大多數人的心中，利益比起信仰和忠誠更加重要，日本人也不例外，有的人選擇順水推舟就不難理解了。

左重自然不會閒到提醒香田清禎，只是默默打探情報，比如透過去過參謀本部的人員，獲取裡面的內部結構。

尤其是羈押區的資訊，林傅一郎說過，日本人將叛徒和被俘人員安置在參謀本部保護，那什麼地方最安全。

監牢！

一是空間大，方便安置。

二是有鐵門，防止遇襲。

三是可以就近進行審訊。

最終，他找到了一個曾在參謀本部執勤的少尉，對方在酒後表示參謀本部的牢房在地下一層，有重兵把守。

別說他們這些低階軍官，哪怕是次長一級的人物進入，都要提供證件與通行證，唯有閒院宮載仁親王除外。

這是句廢話，左重要是能綁到日本參謀本部部長，還用的著為清除叛徒煩惱嗎，看來必須要利用兵變隊伍。

問題是要怎麼利用鬼子，隨著時間距離二月二十五號越來越近，他終於想到了一個好辦法並馬上著手實施。

民國二十五年，

即1936年的二月二十四日，兵變核心組織者，陸軍飛行學校操縱科學員河野壽被熱心市民告發，旋即被捕。

對方當天就被憲兵移送至參謀本部的軍紀部門審訊，其它兵變人員頓時惶惶不可終日，覺得末日即將到來。

就在這個關鍵時刻，東京日日新聞記者岡本重信站了出來，言明今亡亦死，舉大計亦死，等死，死國可乎。

眾人聞言如醍醐灌頂，再無僥倖、退縮之心，一場由民國情報人員參與的兵變，將在東京這個城市中爆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