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百章 英國人失去自信力了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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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人的理論，給郭康提供了充足的理由，也讓他受到了很大啟發——比如，宣傳和解釋，其實也沒必要做的太細。

這些“理論”，能自圓其說就行。重點不是它的證據是否充分，邏輯論證合不合理，而是它能不能起到提高社會效率、推動國家發展的作用。

畢竟，這些事實都證明，無論是啟蒙運動時代的歐洲，還是20世紀的中國，採用的“指導理論”裡都充滿了大量暴論。但這也沒有妨礙他們迅速發展，最後實現反超。

一個例子，可以說是某個文明的特例。但兩個位置曾經完全相反、互相鼓吹過的文明都是這樣，應該就足以證明很多問題了。

這些啟蒙時代哲學家，確實對東方有一些概念，也進行過了解。起碼他們真的知道科舉制和官僚制度的優勢，也明白中國的歷史很長久，甚至連“雍正比其他國君們都勤勞”這種細節判斷，也不能說錯……但他們瞭解的中國依然是十分片面的，做出的判斷，和推斷的結論，也往往和事實偏差甚大。

說到底，中國只是一種論據。歐洲思想們，在批判亞里士多德的時候，卻還是用柏拉圖的思維，稱讚中國才是理想國。他們哪怕鼓吹孔子的時候，也始終沒能擺脫學自希臘人的思維方式。他們稱讚的中國，說到底只是按歐洲傳統哲學和價值觀，虛構出來的一個符合歐洲理想的完美國家而已。

同理，中國的思想家們，在批判孔子的時候，也同樣是儒生的思維，稱讚歐洲才是有道德、又高效的文明世界。他們哪怕鼓吹古希臘哲學家的時候，也始終沒能擺脫中國自己的思維方式。他們稱讚的歐洲，說到底只是按中國傳統哲學和價值觀，虛構出來的一個符合中國理想的完美國家而已。

漢字真的有郭康說的這麼簡單麼？當然不是。想用好這套工具，難度還是不小的。但他的目標本來就不是證明漢字簡單，而是告知對方，自己正在進行推廣漢字這一政策，並且有足夠信心成功。這樣，才能一方面說明自己和中原文明接近，一方面借用中原經驗，論證羅馬會越來越穩固。

反正，現在歐洲人正好也處於吹捧中國的時代，馬可波羅帶來的熱潮至今仍未消失。按經驗，這份熱情甚至能持續到19世紀，既然如此，不用也就白不用了。

甚至，連向歐洲其他國家證明，引入漢語很合理的依據，他都準備好了。這也同樣不是他一個人想出來的，而是直接抄當年英國人的思路。

在19世紀之前，英語的處境十分尷尬。有個大家應該都很熟悉的例子：馬嘎爾尼訪問清朝的時候，沒有和乾隆達成任何有效成果，就離開了。而這次外交失敗，最大的問題，其實不是清朝太傲慢，或者英國人太頑固，而就是最簡單的——聽不懂。

聽不懂的原因，也不是清朝閉目塞聽，不瞭解歐洲人的語言。實際上，哪怕和羅馬教會鬧翻之後，朝廷裡也有大批外國傳教士活動，還有專門的翻譯機構，擁有相對專業的法語、拉丁語、葡萄牙語、義大利語、俄語甚至是普魯士語的翻譯。

——但就是沒有英語。

乾隆年間，四譯館受命編訂《華夷譯語》，作為官方標準的外語詞典。裡面包括《弗喇安西雅語》、《拉氐諾語》、《額哷馬尼雅語》、《伊達禮雅語》和《播哷都噶禮雅語》。此外還有一本《（口英）咭唎國譯語》，但內容錯誤很多，標題、格式、署名也和其他幾本不同，懷疑是後來臨時增補，不是同一批正式譯書。

這其實都不用看內容。古代朝廷在音譯名字的時候，用字褒貶是頗有講究的。對比下“伊達禮雅”和“（口英）咭唎國”這名字，以及那一串“雅語”和這個例外，就知道當時人們的態度了。

不僅清朝人，為清廷服務的歐洲傳教士也不懂英語。這也是沒辦法，因為那年頭歐陸的正經文化人，誰學這東西……倒是有個法國人聲稱自己可以幫忙，尋找翻譯，但馬嘎爾尼等人又不敢信他，導致事情告吹。

整個使團裡，團長馬嘎爾尼是個老貴族，懂拉丁語，能和乾隆進行交流。但其他人基本上就是雞同鴨講。不僅如此，天主教傳教士還在清朝形成了團體，拉幫結派，故意排擠他們。

羅馬教會任命的BJ主教湯士選、神父索德超等人，有機會就給英國人找麻煩。據荷蘭使者範·勃朗說，在檢查英國人帶來的天文儀器時，湯士選等人發現多個器件已經磨損，有些零件上的銘文還是德語。很明顯，這“國禮”就是個拼湊起來的二手東西，因此讓清政府頗為氣憤，成了他們給使團最後定性的主要證據。

這種語言在當時的處境，也就可見一斑。

可能是因為自己對自己的語言都沒信心，英格蘭學者們比法國人還激進。1668年，英國皇家學會專門開了研討會，由創始人之一的威爾金斯主持，討論能否直接使用漢字作為歐洲的科學語言和哲學語言，或者至少，設計出像漢字那樣，但比較簡單的“表意文字元號”以此改造既有的英文，而使它變得具有漢語式的“表意內涵”。

——郭康之前解釋的，將漢字作為詞彙代號引入希臘語，就是直接採用的這種思路。皇家學會對此做了不少深入的研究，而且真的進行了論證和嘗試，比後世要求漢字拉丁化，甚至拿著外國贊助進行拉丁化研究的人，做的都認真多了。所以，他們的成果，也完全可以直接拿來參考。

同樣，他也可以拿出足夠的理論，號召其他歐洲人也跟著學，因為這本來就是歐洲人17世紀的研究熱潮。牛頓等人就在從事“通用語言”的研究，因為他們認為拉丁語已經不夠用了，因此需要一種更加精確、簡潔的語言，最好具有更高的普遍性和抽象性，才能方便自然哲學的研究。

對宗教十分痴迷的牛頓，就把這種理想稱為“先知語言”，投入了很多精力。顯然，歐洲人就吃這套話術。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