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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曹勳的疑問,郭康也不算太意外。

對紫帳汗國的眾人來說,埃及這地方,大概有兩個最明顯的特徵。

首先,當然是富庶。

尼羅河是條非常特殊的河流,它每年都會在固定時期氾濫。河水氾濫的時間,正好和作物生長的週期對應。

收割完之後,河水會淹沒周圍的農田,然後在固定的時間退去,在農田上留下一層肥沃的淤泥。之後的時間,河水會非常安穩,人們可以返回田野,重新進行下一輪耕作。

由於這種得天獨厚的條件,埃及人早早就進入了農業社會。尼羅河兩岸,也因此成了世界上最富庶的地區。

——這個“富庶”,不是當今所在的中世紀晚期,地中海世界各個文明,農業相互“比爛”的結果,而是實打實的讚美。

實際上,直到郭康前世所在的21世紀,地球上糧食單產最高的地方,既不在農業科技十分發達、土地肥沃的西半球某大國,也不在種了幾千年地、把精耕細作玩出花的東半球某大國,而依然在科技和工業十分落後的尼羅河流域。

這還是阿斯旺大壩修建之後,尼羅河已經不再定期氾濫時的成績。

尼羅河就像一位勤勤懇懇的母親,每年親自送來一次肥料,在田間鋪好,淹死掉雜草,淘洗走鹽鹼,幾千年如一日地維護這片土地。

週期性的泛濫,讓埃及人產生了對應的宗教,崇拜死後的新生。他們也發展出了天文學,用以確定曆法,判斷尼羅河氾濫的時間。

而這些宗教中所畏懼的,河流帶來的“災禍”,在紫帳眾人看起來可能都不值一提,因為基本上也就是氾濫來的不怎麼準時,或者帶來的淤泥沒這麼多。

雖然也會造成一些麻煩,但和某些不知道為什麼也被稱為“母親”的暴力河流比起來,實在是太溫柔了。

而第二點,就是戰鬥力堪憂。

一般來說,有些名聲的文明,都有自己的高光期。在這種時期,不僅文明發達,武力往往也很強勢。

比如經常被大家嫌棄的波斯,實際上也不止一次強大過。薩珊波斯王朝在瓦解之前,也是個向東滅了貴霜、向西想吞併羅馬的大國。只不過他們不知為何,總是在關鍵時候掉鏈子,才給人兵弱不堪戰的印象。

而埃及人的問題是,以中世紀時期,大家的認知,找不到他們的這種“高光時刻”。

郭康自己倒是清楚,在很久很久以前,埃及也確實強盛過。問題是,比起歐洲民間故事裡常用的時間開頭,這個“很久很久”,實在久遠的過頭了。

這會兒的埃及人,只能根據金字塔等遺蹟,判斷這裡有個古時候的文明。至於它到底是什麼來龍去脈,和現在的人有什麼關係,大家是完全沒數的。

這些埃及人並不知道,這裡曾經有過圖特摩斯和拉美西斯。要到近現代考古發展完善之後,這些事情才被大家知曉。郭康不是專業的考古學家,也沒法靠一己之力去發掘和識別那些重要的碑文。靠他的力量,顯然是沒法改變這一點的。

而這種事情,仔細想來,甚至不能苛責埃及人。

他在塞里斯文化的影響下,待了太久,把很多稀罕的事情,看得習以為常了。但接觸多了其他文明,就會發現,很多“常識”,才是反常識的。

實際上,遺忘過去的歷史,才是最普遍的現象。誰要是沒忘,反而是獨特的個例。

旁邊的波斯人,同樣搞不清亞歷山大之前的歷史,只是虛構了傳說中的俾什達迪王朝和凱揚王朝,來補全薩珊王朝之前的空缺。而他們已經屬於“還編的出來神話和史詩”這一檔,其他大部分文明,連編故事都編不到這種時候。

這個世界,歷史稍微有序一些的,也就剩塞里斯和希臘了。

雖然大家經常嘲笑希臘人亂寫故事,還懷疑其他人為什麼煞有介事地當回事,但俗話說,“人比人,氣死人”。真要是和其他文明橫向對比,荷馬等人的故事已經算是比較靠譜的了。

希臘人至少知道,古典時代之前,發生過多利安人的入侵。他們記得這次入侵摧毀了包括邁錫尼在內的大部分城邦,只有雅典等少數幾個地方倖存了下來。面對已經不是荷馬史詩裡那個“斯巴達”的斯巴達人,雅典人還一直因此自豪。

雖然這個記憶也不見得準確,但在公元前1000年這個時間段,對於歷史還有大體的印象,已經是非常了不得的成就了。整個世界,恐怕都找不出第三家來。

這也是為什麼後世會有“言必稱希臘”的狀況——這也是沒辦法的,因為除了希臘之外,確實也沒什麼好談的了……

而埃及人的境遇,比其他人還要更慘一些。

他們連自己到底是什麼人,認知都是混亂的。

大部分埃及人自認為自己是阿拉伯人,覺得自己是當年大征服時代之後,阿拉伯移民的後代。而那些自認土著居民的,大多是還信奉早期基督教會的科普特人。兩者之間信仰不同,也一直有隔閡。

但郭康那個時代,人們透過現代技術研究,卻發現之後的埃及人,確實就是遠古埃及人的後代。

在世界大部分文明地區,當地人的血統是非常難改變的。外來征服者的人數太少,不足以造成明顯的影響。所以,後世的土耳其人,依然是古時候的小亞人,不是突厥人;後世的埃及人,也依然是古時候的埃及人,不是阿拉伯人。

當然,這兩邊對此的態度,倒是差別很大。土耳其人明顯不太想承認這個結果,但不少埃及人卻發生了動搖。

原因也不難理解:土耳其人不太想改變自己的認同;但埃及人總覺得教友們就會坑害自己,對於“阿拉伯民族”的認同產生了不少牴觸情緒,證據一來,自然也就樂意接受了。

雖然都號稱是基於血緣的族群,但這種認同很顯然並不總是基於血緣。或者說,大家只是靈活地採用血緣作為證據。認清了這點,也就能理解埃及人的想法了。

而這個還沒有分子生物學的時代,普通埃及人怎麼辨析自己的血統呢?其實也很簡單,因為根本不需要。

上層阿拉伯人,把這裡所有從事耕種的人,統稱為“費拉”。

血統和文化的區分,在這裡遠沒有後人想的那麼重要,甚至可能是毫無意義的。

尼羅河水流淌了數千年,這裡的人也耕種了數千年。長久的歷史中,有些人波斯化了,產生了“奈魯茲節”;有些人希臘化了,走進了亞歷山大里亞;有些人羅馬化了,製作出了穿著軍團士兵鎧甲的阿努比斯雕像;還有些人阿拉伯化了,開始使用阿拉伯人的語言。

但這裡來來去去的統治者,恐怕並不怎麼關心這些“細碎瑣事”。因為不管用什麼文化,費拉依然是費拉,基本不會被允許參加軍隊,更不可能進入高層。

他們只需要承擔賦稅和勞役,像尼羅河邊的蘆葦原上,那些一年一枯榮的葦草。無論死去多少,都會重新長出來。

說白了,誰會關心蘆葦的血統、文化和自我認知呢?

所以,當年的埃及人,對於政權更迭、宗教替換的冷感和麻木,似乎也是可以理解的了。

而更悲慘的是,埃及人的戰鬥力,確實和別人對他們的刻板印象一樣的糟糕。

漢朝的農夫,一樣以“韭菜”和“雞”自嘲。但瞭解歷史的人都清楚,這些人真的有足夠的行動能力,既不怎麼“韭菜”,也不“雞”,反而一不留神就會給肉食者一個大“驚喜”。而縱觀埃及歷史,這些埃及人是真的從來沒做到過。

其他的事情還好說,總是打不過人家,那就真的沒辦法了。

到最後,歐洲的學者甚至提出了一套理論,認為埃及的狀況,就是文明發展的終點。所有文明都會由生機勃勃的時代走向興盛,再喪失生命力,走向衰落和平庸。這種死水一般的沉寂狀態,就以埃及人為典型代表。

這個理論本身,是沒有多大價值的,因為它也是典型的“夏蟲不可語冰”的產物。研究者可能沒見過衰落和興盛週期更替的現象,所以想當然地把這種“一次性”文明當成了常態。

不過話說回來,雖然塞里斯人自己,一直把“週期律”當做一個詛咒似的規則,總想從裡頭跳出來,但對絕大多數文明來說,這東西應該叫祝福才對。

——沒有幾個文明能幸運到居然還有多個週期。就算比較強大的,往往也就是撐兩個匯合就走向覆滅。而絕大多數,連“興盛期”都不存在,就消失在歷史的長河中了。從他們的角度看,塞里斯人抱怨和擔憂週期律,屬於站著說話不腰疼的行為……

而埃及人,他們已經慘到從名詞變成形容詞了。

在塞里斯,這種情況說實話很少見,郭康想了半天,感覺可能也就大宋有這個潛力。他們形容希臘、安達盧西亞之類的國家,會委婉地說對方“有類大宋”。或許,“很宋”將來也會成為一個形容詞吧……

(本章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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